【三】
第三、四批抄件不仅被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所炒作，还被严肃的学者们所看重，并逐渐成为“晚年郭沫若”研究最重要的材料，陈明远、丁东等人有关“晚年郭沫若”的看法甚至成为一些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
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能被学术界认可，是因为“郭沫若”对《新华颂》、《百花齐放》等的批评，正符合80年代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等思潮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有关文学的认识装置。处于这种新的认识装置中的学者对诗歌等文学作品逐渐有了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以“审美”、“人性”等观念而非社会功能或“为工农兵服务”作为价值高低的评判标准。当他们以这种共识去阅读郭沫若的《新华颂》《百放齐放》时，他们难以理解，感到困惑。钱谷融在郭沫若一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就坦率地表达了他“有时不免感到”的“一些困惑”：郭沫若晚年为什么写不出《女神》那样的诗篇？为什么要烧书？为什么写《李白与杜甫》那样偏颇的著作？第三、四批抄件能够解答他的困惑：“我们从他写给陈明远同志的某些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其实仍旧是清醒的、明智的，他之所以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35]
于是，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学者即便知道第三、四批抄件有争议，但仍然舍不得不用，而且在使用第三、四批抄件时，在有关文学的新的认识装置的作用下，丁东等人对这些抄件的阐释居然成为了高被引。有学者在利用第三、四批抄件研读了郭沫若的《百花齐放》等诗歌后认为：“自由和真诚是诗歌的灵魂。失去了自由和真诚，诗歌是不可能具有感染力与生命力的。如果诗歌沦为权力的奴仆，即使作者再有才华，也难免落下笑柄。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的诗歌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教训。那个时代，不幸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被改造、精神被阉割的严酷环境中，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从总体上讲，他已成为知识界依附权势的标兵和表率。这就是他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36] 又有学者在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后认为：“如果上述文字属实，不是讹传，也不是伪造，那么可以断言，这是50、60年代郭沫若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没有沉痛经验的人，是写不出这样沾着血泪的独白的！”“以上的书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而这一感受与他对历史经验的了解结合起来，呈现的恰恰是过去研究中一直忽略的郭沫若相对完整的世界。”显然，作者并不认为第三、四批抄件是伪造的，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他外露、浅显的诗人气质使他从文化革命转向了政治革命，但后者只是把他看作随用随扔的‘喇叭’”[37] 还有学者在第三、四批抄件和丁东等人言论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由真挚的政治抒情诗滑向大量虚假的政治打油诗，这些诗作毫无个人的真情实感，完全是对时代政治的图解，成为其政治活动的工具。郭沫若对这种诗体的运用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违背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毫无诗意之美。”[38] 像这样的观点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比比皆是。
《李白与杜甫》书影
新世纪以来，“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三本著作出版，这是目前为止专以“晚年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的仅有的著作。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陈明远提供的第三、四批抄件成为这三本著作“多次援引的重要文献”[39]。
其实不仅是文献的引用，陈明远、丁东等人的看法竟然成为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两部书的核心观点。客观来讲，冯锡刚这两部著作发掘了很多材料，在叙述上也多有可取之处，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在学术/政治、文学/政治，独立自由/依附领袖的二元对立下，指责郭沫若没有坚持独立的学者或文学家立场，而是在趋附和谄媚中丧失了自我。其具体观点显然不是在材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所得，而是来自于陈明远、丁东等人。因此，该书观点先行，其结论跟其使用的材料基本没什么关系。作者认为：“有人称郭沫若是太阳下的蜡烛。这篇纪念文章庶几为一分写照。”可见他的材料不过为李辉的观点下一注脚。作者又认为：“平心而论，《新华颂》确实是作者建国以来第一本也是最糟糕的一本诗集。”这是为第四批抄件中“郭沫若”的自我批评提供证明。最令人奇怪的是，冯锡刚居然认为《武训传》批判后，“郭沫若的学术生命，在这次‘瞠然自失’的检讨之后，基本上已告结束。”[40] 如果不是像陈明远、丁东等人一样对新中国学术文化成就的全盘否定，怎么会无视《管子集校》、《再生缘》研究、兰亭论辩、《李白与杜甫》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而且在这两本书的前言后记中，冯锡刚还不断批评郭沫若的“庸人气味”、“难以与鲁迅比肩”[41]，其诗作“根本就不能算是诗”、“言行不一致”[42]等，这些简单武断的观点，都跟《反思郭沫若》如出一辙。
贾振勇的《郭沫若的最后29年》无论是在思考的深度，还是在可读性上，都远胜过冯锡刚的两部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郭沫若的最后29年》基本上摆脱了《反思郭沫若》的不良影响，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经历都有作者自己的感悟和判断。比如，对于郭沫若批判胡适和胡风，丁东冯锡刚等人都大加贬责，认为他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屈从于权力。但《郭沫若的最后29年》却注意到了郭沫若在批判胡适时“与政治主流不尽相同的声音”；而对于胡风，作者更是注意到了郭沫若在1952年就曾给过忠告与建议，“这显示郭沫若具有政治远见的同时，是否也显示出与人为善的一面呢？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大多数文艺界人士将胡风视为异端时，郭沫若认为‘这是理论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是否显示出他在胡风问题上的宽容与平和的态度呢？”尤其是对郭沫若最被丁东等人奚落的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问题，作者并不将其看成是对权力的谄媚，而是看到：“对毛泽东本人的敬佩，与毛泽东渐渐密切的私人关系，对毛泽东历史观念、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共鸣等等包括前者在内的诸种复杂因素，共同促成了此后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的升温。”这都显示出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不过遗憾的是，尽管作者也清楚陈明远提供的抄件尤其是第三、四批抄件的真伪问题存在“争论”，但却被强大的“共识”所裹挟，人云亦云地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宏大、整齐的历史叙事，毕竟会拐弯抹角地留下许多裂缝。在这些历史裂缝中，郭沫若可以找到一条吐露些许心声的渠道，我们也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郭沫若内心世界潜藏很深的另一种滋味。郭沫若和陈明远的通信，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浮出历史水面的一条隐约缝隙。”基于这个判断，作者大量引用这些伪信，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真实阅读体验而屈从于伪信的内容。这就使得这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作者认为，《新华颂》“这种以政治叙事、政治抒情、政治感怀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在一个政治可以移情为审美的泛政治文化语境中，是可以被人们当作诗歌来接受，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者虽然引用了第四批抄件中贬斥《新华颂》的文字，却又说：“郭沫若时常好用偏激、夸张之语，如果都不当成诗歌来看待，郭沫若内心深处，可能也未必完全赞同。”其实，假如没有这些伪信的干扰，作者完全可以对《新华颂》做出相对深入的解读。作者对于郭沫若的《国庆颂——一九五八》有着较高评价：“诗歌融现实和想象于一体，思绪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中间几经回旋、几经转合，叙事、抒情、言志、载道诸如此类的文学手法和功能，一起展现在诗中。如果仔细阅读，诗人的思路有条不紊，叙事分门别类，结构井井有条，抒情恰如其分，说理张弛有度。”但作者又很快引用第四批抄件中对《百花齐放》的否定，说明“郭沫若对自己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好坏得失，对诗歌自身价值的优劣，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和判断。”[43]跟对《新华颂》的研究一样，此处作者再次用伪信否定自己的真实判断，让人感到十分可惜。
《郭沫若的最后29年》书影
陈明远、丁东等人基于伪信对“晚年郭沫若”形象的塑造，还影响了学界对《蔡文姬》、兰亭论辩、《李白与杜甫》这些课题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在着手开展研究时，总是从“逢场作戏”、谄媚等先入之见出发，于是所谓的成果也不过只是用更细致的材料去证明丁东等人的观点，遮蔽了更为复杂的历史，从而成为“晚年郭沫若”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