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郭的批评导致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说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以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这个文章影响也很大，“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首先要看批评的语境。
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信件
1946年12月31日，周恩来从延安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当时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这是第二封。周恩来说，再过一年半载我们这边的情况就会有质的变化，你那边的情况，希望你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我们来个里应外合的斗争。周恩来还说我们站在外面打，你要站在里面响应我们，而且你要站在里面的前线，你要站在里面的领导的力量上。这是什么意思？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在国统区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那边领导民主运动，这被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郭沫若的任务和使命。
1946年周恩来、郭沫若、李维汉
沈从文这个时候在干什么？他三次挑战郭沫若的使命。
第一次挑战是1946年，沈从文写了一篇长文章《从现实学习》，其中两点让民主运动人士大为光火。第一个是他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他说一帮政客文人表现欲太强了，一帮银行家的功名欲太强了，结合起来就形成“民主堡垒”；他批评的人有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等。 第二点，当时正在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准备组织一个国府委员会来取代国民政府，有40个委员，其中有1/3否决权，当时中共和民盟联合起来想要争取14个委员的名额，这个事情在当时争斗得很激烈。沈从文看不过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实际上是他曲解了，为什么要争名额？因为这一个名额决定了未来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他理解不到这一点。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发表过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文章批评沈从文，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给杀害的，你还说愚人一击，这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也开了一个会，他们说有一些人自鸣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些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纪要在《文汇报》也发表过。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他写了两篇文章《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两篇文章都批评了沈从文，但是没有点名。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当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余地了，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家与新书业》，沈从文在其中说，之所以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创造社倒闭。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说你这个简直是瞎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你这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你写书发表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他就这样批评沈从文。
第三次挑战，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现在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就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都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实际上是在诬蔑共产党，推卸国民政府的责任。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郭沫若在1948年2月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时写道，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为“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对封建统治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是比较厉害的，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没影响。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就说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时公开的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那就是不怕郭沫若咯。
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认为，郭沫若等人对沈从文的批评，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汪曾祺说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把沈从文打成那样，沈从文心里可能觉得这只是小意思。
晚年的沈从文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把他派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之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
1951年底，沈从文去川南参加三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过后，又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
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真正对他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开明书店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以前写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纸型烧了。这个对沈从文打击很大，他就不写小说了。尽管如此，沈从文在1953年之后也写了很多诗歌、散文，风格跟1949年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也在坚持写，只是说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个就不叫文学了。
总结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在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当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的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帮人复出了。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研究范式转移了。1978年之前我们评价一个人物或事件，会以他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为评判标准。1978年过后，则以是否有利于中国进入西方社会为评判标准。人们觉得50-70年代的那段实验是走错路了，我们理解不了那段时间做出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
第三，我们对学术的看法不一样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我们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我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今天看文学，我们评判文学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作为我们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但是在郭沫若那个时代，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我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创作的学术，为革命而写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毛泽东，我们理解不了他们心中的革命事业，这是我们主要的背景。
我们辟谣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在有一些真凭实据的基础上，重新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学和历史。同时，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需要迫使我们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不能把那段过往从历史上抹去，我觉得还是应该认真地、严肃地去思考它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妖魔化。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从80年代的那种被全球化拥抱的热情当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我们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跟媒体的关系，跟政权的关系，跟民众的关系。现在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把自己摘出来，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对什么都冷嘲热讽，而郭沫若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而郭沫若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借鉴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