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刀耕火种，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幕远古洪荒的景象，一群人身穿兽皮、衣不遮体，挥舞着大刀长矛，砍树放火，然后用根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随便撒点种子，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与之相关联的是落后、野蛮、愚昧、生产力低下之类不大好的词。当环保、生态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生态与环境的大敌而遭挞伐。比如这次关于怒江建坝引起的争论中，就不断有人作如是之论，还有人把刀耕火种与裹小脚相提并论，认为它不具备文化多样性的资格。而实际上，这些自居先进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被他们称之为落后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存的，被他们称之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又究竟是怎样生产的。
我在年轻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社会达尔文的无知狂妄，本能地也会觉得刀耕火种觉得会破坏环境，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同样既不了解刀耕火种，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态。然而，农民怎么可能不爱护自己的环境，不爱护自己的家园呢？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本能地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从长时段考察，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应该是满目苍痍、一片狼藉才对。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正所谓“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81）
所谓传统，必须要能够传下来。无论其形而上的文化传统是巫术、神话还是宗教，在其形而下的层面，它必须有足够的生存智慧，能够解决好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持续，能够传承，才能够成为传统。
西盟的佤族，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独龙族，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
到底刀耕火种是怎样耕、怎样种的？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对景颇族、佤族、独龙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他认为，刀耕火种是一整套极为复杂极为成熟的农业形态，其文化生态内容远比灌溉农业丰富。（57）
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尹绍亭称之为“无轮作轮歇类型”，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懒活地”，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尽儿，就可以获得收成，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59）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轮作轮歇类型”——这时他们也会用锄用犁。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比如，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这样就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在正常情况下，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成熟的成为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耕地时尽量保护树根，以便来年春风吹生。（62）
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有害。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烧，只种一年，外人会觉得可惜。而尹先生则认为，耕种时间越短，树根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212）
种地当然也是学问，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豆、粟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等），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故又称“百宝地”。尹先生指出，百宝地的综合收益远比固定耕地要高，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91，219）“从事刀耕的农民，并不是不知道和不能掌握锄耕的原始人，而是不愿意选择锄耕和犁耕。把刀耕说成原始农业，其实是不懂得免耕的奥妙。”（246）在尹先生看来，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一个后果。
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63）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知”。
农民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家园，也没有人比农民更爱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他们必须要善待给他们带来食物的大地。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自然崇拜，都是其传统生存智慧的表现形态。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有限地球时代，传统地区也遇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固然有传统本身的缺限，但更多的时候是受工业文明所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工业文明为了获得日需其多的资源和能源，不断地开疆拓土，把一片片传统地区纳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食物链之中，作为自己的下游，成为自己的附属品，这才是当今时代传统地区生态恶化并且难以恢复的罪魁祸首。
如果传统地区的生态开始恶化，首先一定是有外来的不敬畏自然的力量强行闯入，并且喧宾夺主。而如果那里的农民自己也加入到破坏环境的队伍中来，一定是那里的传统失去了阐释本地事务的话语权——传统被消灭、被遗忘了。
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贫穷”地区。一种是加入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依附于城市，作为其下游和边缘而存在的那些地区；一种是如西盟佤族和怒江流域这样的传统依然相对完整，尚未被工业文明完全吞噬的地区。同样的低GDP低，低年均收入，对于前者，我们需要扶贫，需要在现代化的框架内为他们寻找出路。但是对后者来说，年人均600元也可以日日欢歌。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把人年均唱歌多少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把月歌一首作为新的贫困线，西盟和怒江都是富裕地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自以为是地用冥尺的逻辑“发展”他们，而是要退出对他们的干预，恢复传统对本地事务的话语权。
传统具有足够的生存智慧，也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如果真的有好心人，真的出于善意，要帮助西盟或者怒江这样的传统地区，我认认真真地请求他们，先老老实实地做个学生，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而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念过牛顿力学，知道克隆和转基因，就掌握了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文化传统的冥尺，就可以用抽象的“先进”对传统地区进行格式化，这就如我们当年把大寨作为冥尺，全国造梯田一样荒谬。所有的生存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之中会产生具体的传统，不可以用一把冥尺一概而论。尹先生指出：
贸然取消轮歇之法而固定耕地，名为改革，实则盲动，自以为以进步取代落后，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好心办坏事。50年来，在刀耕火种地区曾多次推行固定耕地的运动，然而在很多地方其结果是固定一块破坏一块，固定一片恶化一片，几年之后固定不下去，仍然不得不将其抛荒，而像这样经过固定而抛荒的土地，由于过度垦殖，很难再生树木，大都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350）
十几年前，云南还曾大力倡导“两化”上山，推广作为先进科技标志的化肥和农药，最后以土地板结、生态恶化而告终。后来又有专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型农业——栽种水冬瓜林而改善生态的混林农业。这种所谓的新方法根本就是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传统技术，完全不需要重新发明！（352）不想作学生，就要当先生，这种无知的狂妄必然导致荒谬的后果。
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是中国的幸运。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和远见去保护这些传统，是一种耻辱。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方面，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文中有关刀耕火种的内容均根据此书整理。括号内的数字为该书页码。）
2005年6月20日
北京 稻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