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对农业文明的否定之否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在认真辨别基础上，主要地纠正工业文明的不当思想意识与行为，包括那些正在流行的部分；同时吸收农业文明精华，包括刚刚被工业文明抛弃的部分。然后，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想，融合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成就，创建出新的文明形态——出于旧文明，高于旧文明的形态。
世界文明史大约从1.2万年前到18世纪中叶属于农业文明时期，18世纪中叶至今为工业文明时期。人们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百年、千年尺度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动员亿万社会大众，开创新时代，迈出坚实可靠的第一步呢？
一、我们要对工业文明做一次打扫
生态文明要在超越工业文明中成长起来，就必然要对工业文明基础做一次彻底的清理，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就自己。
1、世界启蒙运动基本过程
西方启蒙运动是指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工业文明乃是在西方启蒙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形态。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在启蒙运动与工业文明两者间，启蒙运动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性变化，是本；工业文明是相应的社会、物质建设行为过程及其结果，是实际实在。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启蒙运动指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是呼唤民主和科学的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看来，这一运动是全球历史发展大势所趋。根据佛斯考察，在中国即使是“五四”时期最保守的国粹派，“对作为西方建构的现代性也没有原则上的反对”。钱穆曾评论：“五四”之后，“新学校兴起，则兼承西化而来。兼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也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也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
对比中西方启蒙运动，西方始于17世纪，中国始于20世纪，尽管两者相差300年左右，但在整体上是统一性质的启蒙。联系到其全球展开过程，我们今天可以概括为：近代世界启蒙是原发于欧洲，单一起源，然后散布世界，持续400年左右，呈现为一体多态特征的运动过程。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革命性质的运动过程，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文明这一社会物质运动的结果。17世纪至今400的人类历史可以并称为“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运动史。
2、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评价
霍克海姆、阿多诺（1972）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评价说：“启蒙旨在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确立他们的自主。”但是，启蒙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已经演变成“某种否定性的毁灭性的东西”。“整个被启蒙了的地球散发着胜利的灾难……人类与其说进入了一个真正人的状态，不如说沦落为一种新的野蛮主义。”索罗金（Pitirim Sorokin）（2003）认为“现在的危机不是正常的而是超常的。它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失调，而是主导了过去四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形式的崩溃。”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警告称：我们正在面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其规模和严重性，在地球上只有6700万年前中生代结束和我们现在的新生代开始时恐龙和其他无数物种的灭绝这样的大事件才可以与之相比。
小约翰. 柯布（John B. Cobb）谈到：“启蒙运动给西方造成的问题极端严重，残存的基督教文明为解决这些问题鲜能起什么作用。”Donald N. Wood（2003）甚至认为，今日世界，“人类面临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十字路口：一条通向绝望和无望，一条通向整个灭亡。”
从总体发展看，除去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进步与物质建设成就之外，今日世界发生了全球气候变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危机、地理空间污染、粮食危机、贫富分化、人口大规模迁移等系列性危机，人类社会危机暗潮涌动，一浪高过一浪，正在汇集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存亡的大潮。另一方面，从人类社会方面来看，人们仍总体处于工业革命的传统习惯思维与行动之中，人类社会似乎在用麻木不仁的梦游方式与步步进逼的暴风雨对抗与赛跑。灾难已经发生，危机在步步加深。
3、这究竟是为什么
问题的根源就在启蒙运动之中。王治河、樊美筠在《第二次启蒙》中指出：反思第一次启蒙对于近日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的原因，“特别是它对自然地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其中，在对自然方面，从人类中心主义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割和剥削的对象。1620年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立志要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德里达认为，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听话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等非人类生命，均视作为“流氓”；在对待他者方面，伊曼努尔·艾斯在《种族与启蒙》书中系统收录了启蒙思想家的言行，证明了他们思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他曾重点考察休谟和康德，论证了他们的种族主义不仅仅是思想的“偶然事件”，“而是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哲学学说中”。伯利亚科夫认为：“种族主义是启蒙科学的一个孩子。一个未被启蒙运动承认的孩子”；在对待传统方面，就是视传统的一切为垃圾，要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恩格斯描述为：“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性作为西方的财产”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断裂与中国传统的决裂”，要现代性就必须“打倒孔家店”。
总结历史发展现实，启蒙运动在根本上与自然对立，自我关闭了进入自然空间之门；对他者如敌，遂切断了人类的亲友之路；视传统若无物，最终断绝了文明根本。其结果便是，工业文明只是剩下了困兽犹斗般的科学激情、倔强与孤独，还有恐惧及攻击心理与行为。上述基本情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不论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启蒙运动最终都将必然地走向人类历史上一条局部、短期、僵化、偏态的运动轨道。尽管起始之时，启蒙运动思想不乏青春活力与光芒，其行为或激烈悲壮，其短期物质成就显耀独特，部分行为组合效应新奇，但终究暴露出了其局限性、不稳定性、两面性与简单性本质，最终在耗尽能量之后，自我静悄悄地停留在行将进入全球系统门槛处，无奈地划上了反面教材的句号。
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经意的丢弃物
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农业有着明确的认识。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指出“农业是文明的标志”。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坚信农业是希腊社会的根基，是希腊文明的养育者。农民必然是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有本领和有勇气保护自己的农场，也就能捍卫古希腊城邦的自由。他称赞务农是最好的职业，农场是最美丽的土地。所有美好生活的要素（食物、公民权利、合作、正义、勇敢、爱国、自由和对神的崇敬）都能在农场这所学校中获得。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终结了希腊式的民主和自由。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统治者，崇拜帝国，随之而来的就是开启了经营他们青睐的种植园的历史（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2014）。欧洲乡村从此走上了消亡之路，农业供给依赖掠夺方式获取。铸就了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的矛盾关系基础。
小约翰·柯布认为：西方有将人与其他事物对立起来进行思维的习惯，认为只有人才是获得人文关怀的对象，而对于动物和其他事物，只需人类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经济理论关注个体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是根据其所消费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的。动物同样也由市场对其价值进行定位。据此，动物是被当成无生命的物体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美国的肉类生产就是根据工业生产过程的标准制定的。（胡秀成，2014）
启蒙运动对自然、他者、传统奉行对立为基础的机会主义政策，在工业文明建设上，集中全力发展工商业，建设城市。同时上下其手，掠夺世界。在这一基本前提下，作为传统、他者与自然的农业领域、农业国必然地成为其垫脚石。肆意肢解拼接农业，残酷压榨农村社会，毫无顾忌地掠夺破坏地理资源与环境，无情地阻断了农业发展，全球农业处于自由落体般的衰落趋势之中。启蒙运动—工业文明传播到那里，那里的农业随后便陷入混乱或畸形演化。农业文明，最初是作为工业文明的对立物受到攻击，随后在启蒙运动浪潮下，成为了不经意的丢（下转第4版）（上接第1版）弃物，必然地走向瓦解。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失去了农业文明，包括工业文明在内的全部人类文明便陷入存亡危机之中。这正是克里福（2014）发出 “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警告的问题实质所在。
三、 重建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任务
农业是人类连接地球母亲的脐带。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地理系统是以一种母慈子弱，母子一体的方式渡过的，大地之子一天天长大。在此期间，正是农业文明孕育了工业文明，随着工业文明兴起，自以为已经强大、但仍在襁褓中的人类幼儿最终发生了狂妄地挥刀刺向地球母亲的思想与行为，农业脐带已经千疮百孔，痛心地处于持续衰落之中。人类先是陷地球母亲于危机之中，然后是陷自身于危机之中。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成果的基本关系。
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不属于人类。今日人类文明正处于地球母亲已经十分虚弱，在苦苦支撑，危机步步逼近，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人类必须彻底纠正自身错误思维、彻底更改散漫习性，实现新生的关键时期。这构成了第二次启蒙，生态文明兴起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农业新生----后现代农业建设则意味着在工程上重建人类与地球关系----这是一种在全球意义上必须立即建设，取得成功的客观要求。
四、后现代农业建设任务
2005年，戴蒙德曾经明确指出：“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饿、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这是一场必将在50年之内完成建设的工程。大卫·弗罗伊登博格等（2015年）指出，后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新生应当包含有三个基础或三条原则。分别为：农耕实践能够持续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土壤常新；政治经济能够维护乡村繁荣；建立感恩、尊重与关心的文化。这代表了重要的建设领域与建设要求。从系统角度考虑，未来地区、国家、国际区域与全球意义上的后现代农业建设包含五个方面：
1、提供足量、健康的农产品，满足全社会需要；
2、赚取足够的经济收益，乡村经济基础稳定；
3、保证自然地理与资源生态环境安全；
4、承担局部对整体义务，或整体对足部的保障；
5、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城乡和谐。
（文章作者胡跃高，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