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背景
玉米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学名Zea mays L，起源于南美洲，7000 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已开始种植玉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玉米带到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大约 16世纪中期， 玉米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各地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有了玉蜀黍、苞米、棒子、玉茭、苞谷、珍珠米等俗称。玉米与中国传统旱地作物粟、黍、小麦等相比，不仅产量高，而且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一经传入即被百姓接受，不但取代了粟等旱地作物的地位，迅速在全国扩展，而且改变了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玉米作为高产作物，它的传入不仅促动了近五百年中国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 ，而且与中国地理环境结合形成了自己的传播路线，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事实上玉米在中国国内传播路线已不是单纯的农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解读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经济空间格局的一把钥匙。
一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玉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播路径与传播时间。
在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就提出16世纪60至70年代玉米由福建传入中国说，此后万国鼎、何炳棣、陈树平、郭松义、曹树基等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罗尔纲基础上，增加了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两条入境路径。中国疆域广大且自然环境复杂，这一切决定了玉米三条入境传播路径同时存在，并各成体系的地理基础。虽然从时间上三条传播路径形成略有早晚之别，但由于东南、西南、西北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南、西北内陆不仅存有距离差异与山河险阻障碍交通的问题，而且三个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故三条传播路径中，无论哪条最先介入传播过程，都很难在一二十年内将新作物带到其它地区，与三条玉米传播路径相关的三个区域各自经历着独立的传播过程。导致三条玉米传播路径独立完成传播过程的原因在地理阻隔之外，还存在农作物被引入新地区后的环境适应问题，事实上作物的环境适应也就是新品种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地理背景下，东南、西南、西北存在很大的环境差异，东南地区暖湿、西南地区温湿、西北地区冷干，置于这三类完全不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玉米亚种，各自都带有环境赋予的遗传基因，如东南海路一线当源于东南亚地区; 西南陆路来自缅甸等国; 西北陆路则取古丝绸之路。
一个生物学常识告诉我们，适宜冷干环境的作物品种骤然被移植到暖湿环境中，其生长状态必然不理想，桔渡淮北上而为枳就是这样的事例。因此作物异地传播必然需要经历环境适应过程，达到作物生理特征与生态环境的整合，而这一过程却需要时间。玉米作为外来作物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文献记载显示玉米从“种者亦罕”到“遍艺之”，大约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长达百年的环境适应周期不仅反映了玉米作为外来作物，从立足到形成优势的时间进程，而且也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玉米对环境适应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障碍了远距离的异地传播，更不会出现一些学者观点中强调的某条入境路径承担中国境内全部传播过程的现象。
二
在肯定了玉米进入中国存在三条传播路径之后，另一个需要解决就是这三条路径所承担的传播量问题。中国自然地理与玉米环境适应周期决定玉米传入中国后，连接东南、西南、西北三个登陆地的传播路径分别承担不同区域的传播进程，但由于区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三条路径承担的传播量各不相同，总的来看通过西南、西北两地而实现的传播空间很有限，在全国具有决定意义的传播过程基本由东南一线完成。
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就明确指出人口迁移与文化扩散、文化传播的对应关系，人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人群的流动，就构成文化信息从一地传向另一地最便捷的途径。与所有文化信息一样，玉米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在中国境内传播同样需要通过区域之间人口流动而实现，因此我们追寻自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轨迹，就不难勾画出玉米传播的路径。
曹树基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六两卷是目前为止研究明清时期移民问题的力作，这部著述明确指出明代以来西南、西北两地不仅不存在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现象，反而均为外来移民迁入区。明清以来云南等地以迁入为主的人口流动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向为进入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形成在地理学上具有意义的外向型玉米扩散区，而且还会在移民的影响下，实现新一轮的文化介入，这样的文化介入甚至包括当地原有文化信息的强化或提升。
玉米在西北一线的传播问题更为复杂，包括今新疆、甘肃在内的西北一线均不是玉米的最佳种植地点。需求是推动一种新作物扎根落户的基本动力，而西北地区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农业生产只局限在绿洲地带，绿洲上有限的土地小麦、谷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绿洲之外的山地又被辟为牧场，这就使玉米失去扩展空间，少量的种植不仅没有使当地人赖以为生，更没有取代传统旱地作物小麦、谷子的地位而被广泛传播。这样的现象导致了我们看到的结果，即传入河西走廊的玉米种子不是来自新疆，而是直接由“西夷带种”。河西走廊一带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新疆很相似，依托祁连山山地融雪滋养绿洲，两千年多年以来绿洲上相沿成习种植小麦、谷子等作物，玉米传入既不能取代原有的传统旱地作物，又因绿洲以外缺水的自然条件而无法拓展新的空间，其种植量自然不大，直至晚清、民国年间，甘肃各地玉米不为人们青睐的现象依然如故。
外来农作物传入新的地方，首先要在第一传入地完成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吻合的品种与种植规模，然后再进入新的传播历程。新作物在第一传入地所完成的环境适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信息传播与扩散的首要条件是公众的认同，如果一种信息已经获得多数人的认同，那么人们必然将这一信息置放在社交的前台，并随时将其传递给他人。认同是文化传播的基础，新作物在第一传入地完成的环境适应就是一个公众认同的过程，如果作物没有在第一传播地得到普遍的认同，自然也不会形成理想的种植范围。如上引方志记载，很显然西北陆路一线玉米始终没有形成以种植规模为标志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不具备高强度的信息源而将信息广泛扩散出去的条件。因此西北陆路和西南陆路的情况相似，均完成了玉米在局部地区传播，而在全国性的传播中不具备实际意义。
玉米实现全国性的传播与扩散主要得力于东南一线。中国东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丘陵山地，进入明代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与人口矛盾日益突出，仅靠传统农作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因此拓展山区开发力度，引进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成为山区民众的迫切希望，玉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适地的传入东南地区。当然，玉米在东南沿海同样面临着环境适应以及与传统农作物竞争的问题，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从沿海到内地，玉米经历了复杂的传播历程。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这里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在生存压力下人们不断涌向山区。东南各地福建、浙东一带山区开发很早，大约南宋时期福建山区已经出现梯田，“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成为福建山区常见的景观。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样的传统不但形成了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而且也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力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以福建为迁出地的人口流动现象从宋代就开始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而清代江西境内来自广东的移民也有增加的趋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是从明初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人口迁移浪潮，这次人口迁移过程虽然历经起落，但前后持续了几百年，通过一系列人口迁移活动，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山区得到广泛开发，玉米等农作物也在这次人口迁移过程中进一步拓展了种植空间。
四川种植玉米是西南、东南两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玉米通过西南陆路传入四川的年代约在清初康熙年间，由此形成的主要种植区基本偏于盆地西部与南部。通过西南一线传入四川的玉米虽早，但其影响力度比较弱，在空间上并不具备地理学意义。将玉米推向整个四川盆地的传播路线仍然来自东南一线，在这一线的传播历程中“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东南一线玉米传播路线的继续，明清时期伴随湖广移民大量迁入陕南，玉米主要分布区从湖北伸向巴山，又从巴山伸向秦岭。巴山、秦岭所在的陕南地区，除汉中盆地外，大部分为山区老林，明以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明代荆襄一带的流民就开始进入陕南垦荒，入清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殖，贫弱民户在平原地带难以立足，纷纷移入陕南山区垦荒，一部分移民更向北进入关中，并继续北上来到陕北垦荒，对推动玉米种植范围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自清乾隆年间开始，伴随人口大幅度增殖，在粮食需求的推动下，玉米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一向鲜于种植玉米的黄河下游地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能在各地的方志中看到相关记载，而且成为继续北向传播的起点。从河南、山东两地的地理位置分析，经由运河以及其它陆路交通，应是这里获得玉米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依循这些水、陆交通继续探寻，自然与东南海路传播路径交汇在一起，并将传播源再次指向东南海路。
乾隆年间既是黄河流域推广玉米种植的时期，也是北向传播的主要时期。清初康熙年间河北境内种植玉米的记载并不多，雍乾以降传播范围不断扩展，至清后期已经成为各地习见的粮食作物了。至于玉米进入河北的传播途径，河南、山东都可以提供传播机会。从河北地理形势分析，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受河南影响较大，而东部运河沿线则与山东有着更多的联系，玉米传播基本循这两条路线进入河北，并完成在河北的扩散过程。山西种植玉米受河南、陕西的影响较大，故有些地方将玉米称为“豫黍”山西自然环境虽以高原为主，但玉米种植量并不大。
以上论述仅阐明了玉米在中国国内传播中的主要历程，事实上受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影响，传播历程的复杂性远在文字叙述之上。从明代中后期至清末，通过各路传播，玉米基本形成以明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界的主要分布区; 民国初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玉米种植空间突破原来的北界，不断向长城以北以及黑龙江北部扩展，并继川、陕、鄂三省交界处之后，玉米种植比例大的地区逐渐向华北、东北移动，在空间上形成连接东北、河北、山西东南部、川陕鄂三省交界、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呈东北—西南向弧形玉米集中分布区。
三
近五百年来玉米通过东南海路为主，西南、西北陆路为辅的三条入境路径，完成了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进程，若对上述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在国内传播的空间历程进行总结，一个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十分吻合的结论摆在我们面前，即通过东南海路完成玉米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季风区，由西南陆路实现传播的区域基本属于受西南季风影响的区域，而通过西北陆路传播形成的扩散空间则限于西北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传播路线与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从表面上看玉米的传播过程是在无序状态下完成的，事实上受作物生态属性与自然环境的制约，无序传播中引进与当地自然环境特征相悖的品种往往被淘汰，留下的则是生态属性与当地自然环境基本适应的品种，这样环境选择的结果，必然在作物传播路径与自然区域之间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但营造了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独立完成传播过程的科学基础，而且也为解读作物空间传播格局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作者：韩茂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