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维克多（David Victor），编译 尼古拉
转载自《自然》（Nature），第520卷，第7545期，2015年4月2日，作者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国际关系教授、国际法律法规实验室主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可持续发展治理专题小组主席。本文由能源圈独家呈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正在与气候政策渐行渐远。为了寻求共识和避免争议，IPCC正在承受“路灯效应”带来的痛苦（译者注：一种观察偏倚，名字来自于一则寓言。一个警察看见一个醉汉在路灯下寻找丢了的钥匙，当警察问他是否是在路灯下丢的时候，醉汉回答说：“不是，但只有路灯下的光线最好。”）。由于最熟悉也最擅长自然科学，IPCC更加关注自然科学这一“路灯”。然而，真正能洞察气候政策的科学可能处于自然科学无法独自照亮的黑暗之中。
在IPCC最新的报告刚刚完成之际，科学家们和各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计划对下次的重大气候评估进行改革。精简评审和撰写的过程，可以实实在在地使得IPCC更加灵活，更加切中气候政策问题的要害。但是，今年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IPCC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却表明各国政府对改革的欲望并不强烈。
改革方案中，最基本的报告撰写过程和时机依然未做任何改动。而扩大跨领域议题的覆盖面、加强管理等微小的调整反而会使得IPCC更为迟缓。过去25年来，所有5份IPCC报告发布后，随之而来的都是类似的反思、意见不一致、犹豫不决以及琐碎的程序调整。
这次需要真正的有所改变。尤其重要的是，IPCC必须解决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问题。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对于了解民众和社会如何理解和响应环境变化极为重要，也是制定有效的减排政策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合作的关键。
目前，IPCC只整合了社会科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有经济学这一个分支在评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专门评估气候变化减缓和政策的第三工作组（Working Group III）中，35位主要作者的近2/3来自于经济学领域，尤其是资源经济学。其它社会科学则几乎看不到踪迹。只有一个政治学家，也就是我本人。相比之前的几次报告，本次报告中几个为数不多的亮点是更好地覆盖了行为经济学和风险分析。在专门评估影响与适应性的第二工作组（Working Group II）中，64名主要作者中属于社会科学家的比例不足1/3，且其中的一半是经济学家。
更广泛地将社会科学考虑进IPCC将会十分困难，但仍然是可以实现的，这些学科能够很好地解决哪些与政策相关的问题。这将需要对IPCC进行重大的改革，将部分评估工作移交给其它那些在争议面前更加有决断力的组织。
狭窄的视野
IPCC在“科学”（需要保持独立性的）和“外交”（需要响应政府偏好）之间摇摆不定。报告中的材料虽然由科学家提供并仔细审定，但政府却在整个评估的所有环节拥有发言权：确定每个章节的提纲，审阅草稿并批准最终的报告。
如此严格的监督使科学们经常删减掉存在争议的话题，而只提及已达成一致的领域。这些压力在社会科学方面尤为严重，因为政府想控制那些会影响政策的社会科学论述。
有一些议题属于这一范畴：哪些国家需要支付气候变化的代价；分配减排任务的机制；国际性协议的设计；选民将对气候政策作出怎样的响应；以及国家间是否会因气候相关的压力而走向战争。社会科学能够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帮助，为制定高效的气候政策提供参考。然而，在实际执行中，IPCC只借鉴了很少的社会科学成果。
各国政府在批准文件之前，需要逐字逐句地取得共识。各国间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有很多：从对需要集体行动的“全球共识”这样的概念应该如何措辞，到一些数据应当以何种图形呈现。
依赖于特定的背景
IPCC所呈现的成果的最大问题不是过多地受到政策规定的约束，或者特殊利益集团的迷惑。它的最大苦恼是缺乏“营养”——充斥着大量平淡的、对于政策而言毫无实用价值的语句。目前，摘要、程式化的全球数字、可复现的模型能够得到批准是因为它们不会牵扯到任何国家或暗示应该采取的行动。关于哪些政策能够在实践中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见解也避而不谈。注意事项或警告则被删去或改得支离破碎。
读者会在第三工作组针对政策制定者的摘要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语句：如果各国政府能够采取与被广泛讨论的“相对工业化以前的水平不超过2 °C”的温控目标相一致的减排政策，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0.06%。读者们需要费力地读完大量的表格才能发现只有很小一部分模型认为这一目标能够达成，而通读整个报告之后会发现这一较小的经济成本只有基于简化后的假设才能成立，但这些假设离一团糟的现实却十分遥远。
即便如此，社会科学也同样难辞其咎。由于社会很复杂，且在很多方面比研究培养皿中的细胞要更为困难，贯穿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知识范式则很弱（译者注：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除了少数例外——如主流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争论往往是在不同的范式之间，而不是范式内部。
以国际法的角色为例。一些社会科学家把法律当成是一种合约；其他科学家则认为它主要通过社会压力发挥作用。第一类科学家会建议政策制定者用精确的语言表达气候协议——包括碳减排的目标和时间表——并且应用能够保证各国尊重他们所签署协议的机制。第二类科学家会赞成带有清晰焦点的大胆的法律规范——例如争取实现零排放。在恰当的背景下，两种方法都是有用的。
多种互相抵触的范式使得很难将各类社会科学的知识组织起来，很难确定哪些问题和方法是合理的。此外，社会科学内部的激励机制往往妨碍其关注某项特定的实质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尤其当他们需要进行跨学科合作时。例如，在政治科学中，关于政治动员、行政控制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是相关的。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著名的政治科学院系拥有主要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终身教授。
然而，范式问题不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在IPCC中无法发挥作用的原因。社会科学家应该阐明为何不同的知识视角和背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各个领域的学术领袖们可以一起厘清不一致的看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气候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谈论分歧是如何根植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假设条件之中的——诸如政府机构是否有能力指导缓解气候变化的工作。这些分歧解释了为何在气候政策中会存在那么多的不一致，甚至在那些事实看起来已经十分清楚的领域。
不幸的是，IPCC现在的报告结构不利于在假设条件、价值观以及范式方面进行直率的表述。它关注于“已知的已知”（know knows）和“已知的未知”（know unknowns），而不是更为深入和广泛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这种偏差反映在IPCC描述研究结果时所使用的官方措辞——第三工作小组的摘要中，一半的表述被冠以“高置信度”的级别。
更广阔的远景
在下一个气候评估周期中（2015年10月-2022年）更广泛地将社会科学纳入IPCC和气候变化的辩论之中是切实可行的。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IPCC必须提出社会科学家有能力回答的问题。如果IPCC希望能够找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论文，结果必然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如果根据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IPCC能够得到非常多的相关知识——例如，社会如何组织，个体和群体如何感知威胁并对灾难性的压力作出响应，以及如何使得集体行动取得最好的效果。
今年晚些时候IPCC的领导层确定之后，他们应该理解邀请主要的社会科学机构（如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美国和欧洲的国际法学会、美国社会学协会以及风险分析学会等）提出他们能够评估的议题以及他们能够回答的问题。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多学科科学组织——例如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第三世界科学院——能够让整个组织结构更为完整，因为社会科学机构容易带有国家性，而美国的机构又太多了。
社会科学机构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指导IPCC如何界定下次报告的范围。IPCC还应该请求这些学会整理他们各个学科关于气候的认识——例如，社会学如何考察与气候相关的议题——并将这些知识纳入评估报告之中。
第二，IPCC必须变成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更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些学科通常不会参与到气候领域，可能会觉得参与到IPCC是一件过于艰巨的任务。IPCC的进程由游离在各项评估的内部人士所主导，需要容忍支离破碎的多轮审核和多个层面的监督。这些往往会花费数百个小时，需要穿梭于全球各个不同的角落。几乎没有任何现实中的科学服务有这么低的效率。IPCC必须更高效的利用这些自愿参与的科学家的时间。
第三，各方必须认识到一个为了形成共识的进程无法处理那些存在争议的话题，例如，如何最好地设计国际协议或者如何管理地球工程技术的使用。为了这些话题，需要设立另一个并行的进程来处理那些最具争议性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该辅助进程应该从少数几个IPCC自己能够掌控的最重要的问题开始。那些由支持联合国行动的科学院所和基金会所组成的网络可以负责组织较短的报告——从IPCC的评估报告和其它文献中提取——并管理真正独立于政府干预的报告评阅过程。来自于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的观点，包括那些从IPCC中提取的观点在内，可以使得这一工作与IPCC一样具有可信性。
该并行进程应该覆盖的议题可以包括如何在国际协议中给不同的国家分组——比1992年粗暴地将全世界划分为“工业化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做法更好的方式。还应该包括哪些种类的政策对排放具有最大的影响，以及各种关于“公平”和“道德”的不同观念将如何引导新的国际协议，从而平衡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承担的责任。当全球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2 °C的温控目标不可实现之时，还需要对政策目标进行一次清醒的再评估。
IPCC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它是评估气候相关的科学最合法与正统的团体。但是它所涉及的范围太狭窄了，而且它不应独占对气候的评估。帮助IPCC进行自我改革，并将有争议性的评估议题移交给其它论坛的工作已经滞后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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