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启动“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的 “宽松教育”改革，采取了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等措施。三十年多过去，日本“宽松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怎样？它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陆一研究发现，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在“宽松教育”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公立瘦弱不堪，仅能为民众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只能通过私营学校获取，课外补习产业因此蓬勃发展，结果是经济水平低的家庭无法获得优质教育的入场券，而中产阶层教育负担加重。
这不仅导致日本国民整体学历连年显著下降，在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日本学生的排名不断下滑，甚至还出现了高中给初中补课，大学给高中补课的怪现象。同时“宽松教育”政策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中产阶级在教育负担压力下，不敢生育。这进一步抑制了日本生育率，加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负担。
日本的“宽松教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与三十年前日本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了，教育供给更丰富了，我们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了？社会普遍抱怨中小学生作业更多、学习压力更大、升学竞争更加激烈。
因此，我国也开展了教育减负工作。不难发现，目前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不少学校实行下午三点半放学政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学校下午三点半放学，家长却要五点半、六点半才能下班，中间的空档怎么解决？结果是，学生在课堂里面学不够，放学后又没人管，家长只能把孩子送进托管班、培训班。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安全保障让人存疑，更重要的是，这些校外培训辅导机构不是以素质教育为指向，而是有着很强的应试导向，它们进一步强化了应试竞争，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由此也导致了“校内减负校外补”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