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市蔬菜病虫害防治服务队成员。
记者高杨 郭少雅
2015年新年刚过,“三九天”里的北京密云安达木河河畔早已滴水成冰,天刚蒙蒙亮,绿久康达韭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上,郑翔和他的队友们不厌其烦地将大棚内覆在小拱棚上的棉被一一揭开,棚内的韭菜绿意盎然。“这个冬天,市民可以吃到咱北京自己种的绿色安全韭菜了。”大伙儿脸冻得通红,嘴里呵出一团团热气……
当11位年轻的“飞虎队”队员站在一起,任谁也猜不到他们的职业与“农”有关。朝气蓬勃的面孔,看似文弱的身板,几乎每个人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文质彬彬。但你更想象不到,他们是北京蔬菜全程绿色防控的开创者,也是我国植保社会化服务模式的最早一批实践者。
“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作为队长,四川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的郑翔笑得自豪。他们的队伍叫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队员大多是农业院校毕业的“80后、90后”。为什么叫“飞虎队”?“每一次病虫害防治就是一场硬仗,我们要像当年抗日援华的“飞虎队”,如一把尖刀准确插入防治关键点。”青春的宣言慷慨激昂。
“政府做不了,农民有需要,就是我们要做的”
作为世界级特大城市和国家首都,2000多万北京市民的吃喝,尤其鲜活农产品的保障是重中之重,“菜篮子”装满安全放心的农产品是良心工程,京郊60万亩菜田上承载着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期盼。
然而,城市经济虹吸着大量京郊青壮年涌入京城二三产业,剩下的“老弱妇幼”却要担起蔬菜种、管、防病虫、收、卖等一系列重任。植保部门制定的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规程,却难以改变传统农民粗放管理、不科学施药的习惯。据统计,农民对植保的需求占到技术需求一半以上。
“相比大田作物和南方地区,北京蔬菜品种多,茬口复杂,病虫有1300多种,常发300多种,必防的就有50~70种。”从事植保30多年、有“治虫大王”之称的北京市植保站副站长郑建秋深谙北京蔬菜病虫害防治服务的匮乏,“菜农普遍缺乏精确施药意识,该浓的药量不够,除不了虫不说,还人为诱导病虫产生抗性;该稀的不稀,浪费了农资,更造成农药残留。”
探索和尝试不断在进行。2006年开始,他们首次尝试引入社会化服务,“植保本身就是服务,植保的问题早已不是技术问题。只有靠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摸清规律,掌握方法和措施,提高现代化水平。”他说,“北京有最好的资源,如果做不到绿色防控,全国就更难了。当时想,哪怕只建立一支集好设备、好药品、好效率、好能力于一体的服务队伍也好。”
就这样,在各方面专家发起下,成立了一家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抱着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闯闯的念头,郑翔来到北京,和王殿勇及其他两名年轻人一起成为这个服务机构奋斗在一线的“尖兵”,这就是“飞虎队”的前身。“政府做不了,农民有需要,这不正是我们农业院校毕业生的用武之地吗!”他们想。
真正的挑战很快到来了。2007年底,在市农业局和植保站的支持下,4个年轻人驻扎到大兴区榆垡镇郭家务村,同村民签订了100个蔬菜大棚的病虫害防治全程托管协议书。一想到自己的工作牵动着上百户农民的生计,郑翔当天晚上就失眠了。
可是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种了几十年菜的“老把式”起初不相信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娃”,虽然签了协议,遇到执拗的老农,队员们更是连大棚都进不去,“怕我们偷菜吃。”想起当年的遭遇郑翔哭笑不得。还有些农户故意拿知道的问题考他们,“一两次不知道,以后别想得到他们的信任。”
2008年秋,连续的阴雨天引起队内经验最丰富的王殿勇的警觉,这位原山东郓城植保站的工作人员提醒农户,这种天气西红柿感染晚疫病的可能性较大,要减少浇“催果水”的次数。“少了催果水,影响收成咋办?”没几户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
过了几天,种了几十年菜的白祝如老大爷急慌慌跑来找他们:“学生娃,快去看看我的棚……”仅一个下午,白祝如的西红柿眼瞅着打了蔫,损失超过1/3。队员们一分钟没敢耽搁,摘病果、打叶、施药,挨家挨户控水控湿,把一场来势汹汹的病害损失减少一半以上。郭家务村的老百姓一下子服了气。
农民认准的事情,几头牛也拉不回来。当“学生娃”靠努力和能力打动村民后,老乡们就把他们当成了种地的“主心骨”。农民种地没早晚,有时早上五点天没亮就来敲门,遇到病虫晚上十点多队员们还在巡棚;农民的问题更不分类,往往一股脑儿摊到你面前。巡棚、试验、开方、拿药、施药……辛劳让郑翔有时一天流四五次鼻血。
然而,这种“真刀真枪”的“实战”,让刚毕业的队员们一边服务、一边学习,向专家学,向农民学,田间地头更是他们最大的教科书,每个人都在飞速运转,学到的知识也在快速转化、积累,曾经的“学生娃”很快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