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政府依然是那个政府，农村依然在为城市做牺牲。农民什么时候需要进城，农民有没有资格进城，一切要看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留在农村，就会提高门槛，驱赶盲流；需要他们留在城里，就鼓励就业，放开户籍。
农村的沦陷，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
陈启凡
广州教育工作者，新观察专栏作者
看到有朋友在讨论农村的发展问题。说起乡村的没落，笔者几次回乡，以及到异地乡村旅游，感受还是比较真切的。至于其原因，有很多说法，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原因。很多人不愿回乡（或是无法回乡），是因为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存在了。大学生如此，农民工也是这样。
谈点个人的理解，供商榷。
1.经济制度上压制农村。早期通过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以农民的低收入为代价，发展起了早期的工业与城市；后来工业演变为工商业，但是剪刀差的制度不变，代表性是粮食的统购统销，从1953年持续至1992年，1952年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粮食部。
1992年的价格改革，在客观行为上借鉴了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大范围放开价格，从而避免了80年代小碎步放开、民生物价飙升的情况。
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改革除了抑制恶性通胀之外，还有另一层经济动力：粮食统购统销让政府赔大发了，你低价买，农民不卖；你低价卖，市民抢购。政府等于自己贴钱给市民提供低价粮食。仅1991年一年，政府高价收粮、低价卖粮，财政上就倒贴了400多亿。一算明白账，政府就不干了，改革时几乎没有什么阻力——每每谈改革，总会说遇到了阻力，其实阻不阻力的，关键要看政府是不是从中赚钱了。
如果不提高收购价，又会出现政府粮仓无粮、农民与市民直接交易的黑市。
这种制度的废除，一度使农村在90年代迎来第二个繁荣时期（第一个繁荣时期是1949-1956年），90年代的农民通过种田、经营一些副业可以过上较好的生活，也有精神层面的消费，典型表现是各乡镇的电影院还能营业，一度出现盈利。
2.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经济压制的终结。政府只是放弃了统购统销，并未退出粮食流通环节，而且这些政府机关和配套的国企，在流通环节中居于垄断地位。这些国企除了收购、销售的企业，还有大批是国有农场，本身也是粮食的生产者。
最终，通过垄断地位与政策的优势，政府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压低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结果出现了种子、农药、化肥、农具的价格在上涨，粮价就是不上涨的局面。这种长期压低粮食价格的政策从2003年起全面实施，结果农民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艰难状态。
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民放弃农业，选择进工厂务工，已是必然。即便政府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但是这种小恩小惠，并不足以抵销价格剪刀差所带来的损失。
年年1号文件说要保护农业，这种话跟调控房价的话一样，听听就得了。一个老板总是说你表现不错，鼓励你好好干，但是升职加薪从来没有你份，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农民弃田务工，最终也不得不离背井离乡。因为在工业布局的政策上，乡镇也居于不利地位。高速公路不往这里走，铁路（包括后来的动车、高铁）不在这里设站，甚至税收也要比城里的重。加上层出不穷的腐败，乡镇工业逐渐往城市转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农民从到乡村工厂打工，演变为进城打工，在城郊是工厂工人，在城区是服务行业人员。
农民都知道种田养不起一家人了，大学生还回去干什么？
于是有条件的先走，没条件的后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逐渐往城市里汇集，小城市又往大城市汇集。过去小县城还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医生，现在已经大多在大中城市扎堆了。
这时候大学生回乡，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连找个可以对话的人都难了。
回农村创业，你想过人才招聘的事没有？
4. 经济上压制，农民要跑怎么办？
前期是反对农民跑的，所以要用一些办法束缚住他们。城市的工作基本上由政府统一分配，农民进城不仅很难有工作，还会成为“盲流”，受到法律上的打击。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时候便不那么反对农民进城了，甚至一度鼓励进城。鼓励的方式，有正面鼓励，一个改革开放遍地是黄金的梦想，但更有效的方式还是负激励，维持粮食价格的持续走低。
鼓励他们进城，又不希望他们享受城市的福利，配合户籍制度的暂住证应运而生了。
每当城市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可能出现就业危机时，就会以查暂住证、维持治安为名，驱赶农民工。
可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回乡能干什么？
5. 很多人说是户籍制度的错，如果允许自由迁徙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问题是，户籍制度改不改，谁说了算？
与其谈公民权益、某位大大良心发现，不如算一笔经济账。
有一天，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现行政策又不足以吸引这么多劳动力时，政府便有动力去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了。
这一天，正是当下。
说起来，这个问题的出现正是政府推行的另一项“国策”——计划生育带来的副产品。别看媒体上时不时爆出一个超生致贫的大新闻，中国人口出生率自1991年以来已经连续20多年低于2.1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了平稳增长阶段”。
这个“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在现有的医疗水平下，人口出生率2.1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基准线，低于这条线，人口结构就会出现老龄化。
问题是，中国人口出生率长期跌破1.3，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只会更低。过去说得好听，一个孩子有四个老人疼；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孩子长大了，得养好几个老人呢。
首先暴露问题的是社会养老金的难以为继。城里这么多老人要吃饭，可是来这里交税的年轻人数量远远不足。
这个问题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的欧洲、日本同样出现。日本的做法是鼓励老年人再干几年，自力更生，前几年大热的老年人自强文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欧洲的做法是鼓励中东、北非移民，结果是大量穆斯林涌入欧洲，带来了文化与民族上的冲突。
尽管欧洲有很多人对这种冲突充满警惕，甚至出现了排外的苗头，可是你不让他们移民，谁来帮欧洲人养老呢？
终于，中国政府也想明白这个问题了，放开了二胎，然并卵。
欧洲、日本没有计划生育，随便生，甚至鼓励生，也没能提高人口出生率，你放开一个二胎指标，就想解决了？
因此，配合二胎政策，城市的户籍制度也在松动，降低了门槛，吸引人口。典型代表是四个一线城市都推出了积分落户的政策。
其中，广州不像北京、上海那样一枝独秀，所处的珠三角，个个都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旁边还有个深圳，因此户籍门槛调得最低，学历只要初中，社保缴满4年便可申请积分落户。
说白了，欧洲、中国都在进行抢人大战，欧洲抢中东、北非的年轻人，中国是城市在抢农村的年轻人。
中东、北非的年轻人走了，这些国家的贫困也加剧了；中国的农村变成了什么样，你懂的。
6. 在这些变革的背后，有的人看到了社会的“进步”，我看到的是，政府依然是那个政府，农村依然在为城市做牺牲。农民什么时候需要进城，农民有没有资格进城，一切要看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留在农村，就会提高门槛，驱赶盲流；需要他们留在城里，就鼓励就业，放开户籍。
说来讽刺，政权是靠农民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但是农民的地位与命运却是如此的卑微坎坷。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不难理解，有的人虽然出身农民，但后来锦衣玉食深宫大院已经不用种田了。
问题是，欧洲人口下降了，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中国城市人口下降了，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中国的农村人口下降了，又要从哪里去找人呢？
几十年后，当中东、北非因为大量年轻人的出走而陷入贫困、混乱时，中国的农村又将是怎样的一副光景？
这样的故乡，你我还回得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