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
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五千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是一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和这个国家发达的科技水平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完全不匹配。在欧洲，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主流人群大多远离了宗教，而这一趋势在美国十分不明显。在基督教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缔造的。如果有人能够创造新的物种去“制造生物”，岂不是打乱了上帝对世界秩序的安排？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尊用铜制作的雕塑，两片看起来像胶片的东西呈螺旋状交织在一起，这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个双螺旋结构和原子结构被看做是科学的图腾。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编者注：应为DNA双螺旋结构），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楚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在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五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
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
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同时由于政府在决策上向来没有广泛的磋商和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程序和目的的怀疑，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怀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前，由于对转基因技术天然的恐惧和大规模的妖魔化，美国政府开始对这一技术的研发设置重重壁垒，众多大公司停止了他们对这一突破性技术的产业化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本质上，科学就是极少数最聪明的人对绝大多数平庸之辈的超越，就是人类社会中专业分工的最高级结果和日常吃喝拉撒世俗生活的强烈反差，就是那些用实验和数字寻找自然规律的牛人对用修辞和情绪分析社会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无声嘲讽。
因此，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从网络上反转基因群体的反应看，所谓“公知”，通常是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情绪饱满、逻辑混乱的投入到反转基因的行列中，而所谓的“五毛”则因为把转基因当做是美国人毁坏我经济、颠覆我政权和灭我人种的工具。因此水火不容的两只力量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坚定的站在了一起。在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于大公司瞻前顾后的态度不同，一些商业嗅觉灵敏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看准了转基因技术未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斯万森在要求会见玻伊尔的电话里，只要求对方给自己十分钟时间，但见面他们一口气讨论了三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斯万森就下定了将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去的决心。第一笔投资是斯万森个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2.6
万美元。几个月后斯万森说服了自己的老板，从自己就职的风险投资公司融到了10万美元作为公司研究开发启动经费，投资公司获得了基因泰克25%的股份。又过了9个月，另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向基因泰克投资85万美元，同样持股25%。与上一次注资相比，每股价格从12.5美分上涨到78美分。而此时基因泰克还没有一个产品问世。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基因泰克第三轮融资，吸引了95万美元投资，但是这家风险资本公司只得到了8.6%的股份。基因泰克的价值不断上涨。最高法院裁决的生效，让基因重组技术的前景一片光明。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00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虽然已经被西方列强折腾的奄奄一息，但那个时候，在由皇室、官员、商人、地主构成的社会主流人群中，我泱泱中华帝国物华人杰、皇天后土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所以铁路会惊动大清龙脉，摄影会吸人魂魄的说法被普遍接受并不奇怪，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
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在几乎整个20世纪，虽然很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并且私下里对祖上传下来的各种陈规陋习、迷信大神儿深信不疑，但表面上都把热烈拥抱科学当成思想进步、紧跟时代的象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目前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PX项目运动依然不断的证明人们内心深处对化工行业的恐惧。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由化工企业造成的环境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不胜枚举，但人们在反对化工厂建在自家门口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忽略掉没有化工工业就没有现代生活的基本。
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
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40岁以上的中国人会对糖精带来的那种怪异的甜味有记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靠这种化工产品让非常粗糙的玉米窝头变得容易下咽一些。对于如果愿意可以想吃多少白糖就吃多少的的年轻一代来说，糖精是一种听上去就十分让人不快的食品添加剂。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为了对付游击队，大量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橙剂”，引发当地的环境灾难和疾病，更让孟山都戴上了战争屠夫的帽子。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否则，如果没有转基因作物，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美国的春天将依然是“寂静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的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只不过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而此时，必然会有人跳出来借此获取政治上的好处。当时美国麻省剑桥市的市长维路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同时坐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的这位市长，却在当时变身为一位反转基因的急先锋，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向科学家们叫板，甚至力图推动禁止转基因研究的法案，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生物技术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使中国错失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也耽误中国仅有不多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机会。（作者刘戈为财经评论员）
来源：刘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