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生于1958年，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
一
在乡村文化中，麻木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种醒目的色彩。
麻木是一种病症。医学上十分明了地指出，由于神经系统发生某种疾患，身体的某一部分有蚂蚁爬动的感觉，这种生理现象为之麻；而感觉的完全丧失，则为之木。“麻木”一词从医学向社会学的移植，是医学的拓展，是社会学的进步。而把麻木的社会意义，专利于中国农民，则是社会学对农民偏激的深入。
如今，全社会都对农民的麻木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无可奈何。这种对农民麻木的认识，并非从鲁迅开始，但自鲁迅始，“农民的麻木与麻木的农民”之深入人心，却要归功于伟大的鲁迅。《阿Q正传》《祥林嫂》和《药》等小说经典意义的深刻，怕正是与鲁迅对“麻木的农民”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或者说，鲁迅小说的深刻，正是他对中国“国民性”认识的深刻，而麻木则是鲁迅认识到的“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麻木是“国民性”的躯干。一个寓意、象征麻木的人血馒头，足可以警醒几代农民和几代中国各色的人群。
可惜，真正的农民并不看鲁迅的小说。到了今天，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华老栓早已死去，坟丘都已荒芜，人血馒头也不再有了，但麻木的农民和农民的麻木却依然青枝绿叶，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人们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麻木是生存中农民最有力的武器。
贫穷中的农民，如果他们连麻木都已没了，那他们还有什么？鲁迅的伟大，使后人不敢对他妄加评论，但我们是否可以斗胆地问鲁迅一句：不让华老栓用“蘸着人血的馒头”对抗他华家的命运和华家所处的社会，那华老栓还如何能在那个社会中活将下来？正是因为农民把麻木当作了他们生存的武器，他们才一代代地生存了下来。
贫穷、饥饿、欺凌、无知、辍学、受人歧视、遭人讥嘲，土地的逐渐缩减，社会给农民带来的不公，知识对农民的遗忘，战争给农民带来灾难，风雨对农民的不均吹降，物价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停滞，政治对农民以安抚为手段的冷漠，经济给农民带来的躁动的无可奈何，任何一项，如果农民不用麻木来与之相抗，农民都将无法生存，都只能以死去来作为逃避。
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麻木更有利于他们生存了。战争的降临，他们手无寸铁，眼看着马蹄从庄稼地中踏将过去，刺刀扎进了人的胸脯，又明了反抗的直接结果就是庄稼更将倒卧，人头更多地落地，唯有麻木才能使这些牺牲最小的话，他们就没有理由不麻木。这是历代战史告诉他们的经验，从奴隶社会开始，有哪一场战争不是因为农民的觉醒，农民的参与，而致使农民的终结更加惨痛？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国家的绝对人口，战争的灾难无可选择地最终要落在他们头上。他们以麻木来忍受战乱，以麻木来抵抗战乱，甚至是用麻木来缩小战乱的灾难。面对疾病，面对无知，面对愚昧，面对婚姻道德和风俗沿袭，面对封闭的环境和因此世代无改的观念，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麻木。
麻木不是为了愚昧。麻木是为了生存。愚昧导致了麻木，麻木促使了活着。活着就需要麻木，只有麻木才能够更好地活着。我们可以批判麻木，痛恨麻木，诅咒麻木，可我们在批判、在痛恨、在诅咒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创造了什么不让他们麻木的条件？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权利、自由、平等，甚至温饱，那么，如果再没有了麻木，那他们会有什么？
二
农民最为深层的一道隐秘在于：他们物质上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房舍、衣物，而精神上赖以生存的却是常常同愚昧相混淆的麻木。麻木是他们生存状态中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麻木是他们抗击这个社会和周围生存环境的最具战斗力的精神武器。
是否可以说，麻木才是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剖析那些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农民，他们真的懂得天、地、神和上帝吗？他们的信仰不正是麻木的又一种体现吗？）。
由此，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对于农民来说，麻木未尝全是坏事，它至少还帮助农民信心百倍地一代代延续、生存、发展了过来。
麻木成为武器——转化为生存精神之后，它的积极性已经显而易见。天旱歉收，雨水冲涤，饥寒交迫，农民的忍耐中又有几分不是麻木？兵荒马乱，无限杀戮，农民们血流成河，踩着尸体去收割播种，又有几分不是麻木？麻木绝不仅仅是一种腐朽的文化和精神，同时也是农民生存战斗的利器，与环境抗衡的砝码。
我无以歌颂农民的麻木。麻木给农民和社会带来了满山遍野的灾难，但我们仔细认识一番，就能清晰地看见，我们倡导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中，麻木是渗透其中的，如我们所说的忍耐、宽容、知足者常乐及勤劳和良善等，隶属的农民那一部分，都是深含了麻木的。
至此，我们对麻木可以由以往深恶痛绝而转化为相对温和了。这不仅是对麻木的态度，也是对广大农民和中国广袤无垠的乡村的态度。
三
我们还可以粗略而无结果地探究一下麻木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有助于我们对麻木——农民生存的利器这一观点的形成认识。在任何教科书上，我们找不到对农民麻木的形成注解。一些历史书籍上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注释，但毫无疑问，原始社会，就是麻木存在，也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出现的。
农民的麻木，是对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而言。没有工业文明，没有脱离土地而依旧靠粮食维持生活的城镇的最早的一群居民——还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我们尽可以相信麻木的存在而在话语、概念、所指上都还没有产生。正因为有了现代文明，正因为现代文明飞速发展到一定时期，农业文化成为现代文明进一步扩伸的阻挠，农民既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于是，农民的麻木，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被文明明确地痛恶起来，被都市和教科书及文化人批判起来，这也就集中地形成和丰富了麻木这一概念。
然而，我们一页一页地翻阅近代史页，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例消除农民麻木的事迹来。这也实在是大的悲哀，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乡村文化的惊涛骇浪和溪流水花，使河满船高，而到了几百年的近代文明时期，农业文明却止步不前了，被历史的脚步过早地践踏了、遗忘了。当历史再一次在文人笔下想起它时，剩下的已经只有批判和怒吼了，恨不得拉下马后再踏上一只脚去了。
可是，农民不麻木又能如何？华老栓不用人血馒头抵抗其命运，还有何妙方良药？苗家的姑娘被人奸了，倘若状告于政府，赵家的孩子必判其刑，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苗家少女彻底在她生存的世界中失去“少女的身价”，而赵家的青年，在他的生存环境中，身败名裂。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将是苗、赵两家两败俱伤，从此在那一隅地方抬头不起。如此的结果，果真不如两家同喜同乐，结为秦晋。
我们已经从小说也是真实故事的再现中，看到了所谓结好的过程，也就是麻木再现的过程。正是所谓麻木，帮助了苗、赵两家，使两难的尖锐迎刃而解，使事态朝“两好”的方向转而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批判麻木，但必须承认，麻木在苗、赵两家，起到了通和的桥梁。麻木缓解了苗、赵两家在外人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一事件上，麻木是某个乡村某一时期平衡和睦最好的调和剂。
推而广之，同样可以说，农民个体间的麻木，一定程度和范围是乡村群落的平和剂；而农民集体的麻木，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大砝码，一旦农民从麻木中醒来，那种惊涛骇浪，势如破竹的推翻打倒一切的力量，就将是无可阻挠要席卷一切的洪水。这方面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能持续八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入侵者的麻木。我的老家至今六十岁以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说日本入侵中国的坏话：“老日呀，其实老日并不像电影上说的那么坏。日本人到了咱们村，还给小孩们洋糖吃，还给村里的老人送罐头。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也就不惹你。”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八年的横行与罪责，不正是和这种农民触目惊心的麻木相关联吗？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几次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正是看到看透了这一点，才在土地革命的讲话中，多次提醒那些革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唤起农民的觉醒”。毛泽东把农民从麻木中摇醒了，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木是有循环的。今天的农民，尤其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农民，从旧的麻木中醒来，又到了新的麻木中去。当今醒目的贫富差别，东西、南北地区的差别，农民无可忍受的各种名目繁多的集资和税收，以及惊人的地方干部鱼肉百姓的事件，之所以都还依旧地滋生蔓延，甚至朝深广处恶展，使我们都感觉到甚至还睡眠在社会稳定、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之中，所依赖的正是农民无意识的集体麻木，和把麻木习惯性地作为生存的武器和砝码。
然而，农民若一梦而从麻木中醒来将是如何的境况？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农民正由个体转为群体从新的麻木中苏醒，而我们的社会还在繁花似锦的麻木梦中酣睡。
本文节选自《小说家的散文：高寿的乡村》
《高寿的乡村》是著名作家阎连科最新散文自选集，收录了以乡村为主题的散文21篇，共分两辑。作家重返忧思难忘的乡土，用质朴的文字，平实的笔调，对土地、对家乡、对亲人、对童年的回忆，充满无尽的温情与心底的疼痛，既有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又有对农民给予深切的同情。该书是对乡土中国的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