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杜润生去世的2015年，中国的农业、农村形势正面临着大的转折。
15年年初，清华农研院召开一年一度的“清华三农论坛”。农口的好些老同志都去了：段应碧、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以前也没有哪一次会能见这么多领导。陈主任说：“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觉。不过他主要指的是国内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配额内到岸的进口农产品价格已经低于国内市场价格了。这是新的情况，会影响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下游加工企业。杜鹰讲得更具体些。15年他讲了目标价格制度和价补分离的基本思路；在16年的论坛上，他详细介绍了玉米的情况；国内收购价是1块2，进口完税到岸的价格才7毛6。东三省的玉米库存已经能够满足全国一年的需求量。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的机制已经刻不容缓。不过他俩都是在讲农业。这也是前面几十年农业部的核心任务和诉求：以粮为纲抓生产。两年的论坛，周其仁也去了。他也还是坚持他的老观点：要把人和土地交给市场，依靠市场的需求、城市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率还是太低，要80%才够。”周教授这么说。要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对吧？很多人都认可的。这是80年代末的共识。现在还有一句话，争议很大，但被很多经济学家所吹捧：改革产生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新农村建设之后的这一轮农村和土地改革其实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以前私有集体总是相持不下。三中全会说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在农村发展。算是抹平了表面的分歧。大家自己干自己的，只做不说。之后就有隆重推出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总体思路：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积极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改革难。很多改革都是这样，不是说什么是最好的，你想怎么做，而是说在那个情境之下，你只能这么做。政策是如此，农民种粮，进城打工也都是这样。“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三农的很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缓解或者解决其实都在三农之外。不过土地方面的变革宁可慢一点，但绝对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其实这两年出了不少改革的文件。文字上看都很漂亮。11月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是个好文件，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总的目标、大的原则、基本任务、重要路径”，要“从全局上协调农村各项改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综合效应”。想起来14年初韩俊引用国土部一位同志的话：“锡文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离真理已经很近很近了”。这话当然有当面表扬的意思，不过其背后的指认是明白的：我们农业农村改革的政策没有问题，正趋于完善，农村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当然，这十多年粮食一直在增产；2015年农民收入增幅还超过城市居民；到2020年，我们还要消灭贫困，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小康的生活。这些话都没错。农业部的工作也是好样的。不过，前几天《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朋友圈大热。很多评论，有很多的哀怨和乡愁。作者作为儿媳妇是城里人，又是大学教授。文章有一些悲天悯人，但行文朴素，描摹到位。村里普通人生活写得也是八九不离十，就是跟新闻联播里的生活差得远了一些。
问题出在哪？农业部一直在抓农业。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三农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农民权利问题。杜润生先生90岁生日的时候，同事弟子们给他祝寿。杜老说他自己有两个待解决的问题放心不下：一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出去2亿农民，让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国民待遇；二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是要建立农民协会。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杜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是2003年。现在他也不在了，那些当高官的弟子们也不一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15年下半年，广东省开过一次新农村工作会，有领导同志说：政策是清楚的，农会不能建，但是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不过到10月份，浙江省委发文提出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体系。建农会这事或许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吧？当然这也算“政策好不好”之类的问题。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政策含金量高，针对的都是农业农民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一句“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就可以很多人的生活，改变农村的面貌。那时候也是因为政策不好。现在中央隔一个月发一个农村改革的文件用处也不大。估计是问题就不在政策上；或者就是政策打的点就不对。政策上说的事不是农民或者农村着急要解决的问题。
那什么是农民的问题呢？随便列一下，就有不少。
一、打工不容易要到钱。这个事中央是专门出过文件的。温家宝同志还帮人讨过工钱。可为什么问题还反复出现呢？那说明背后有它发生的客观规律。你不要说包工头黑，包干头坏。包干头带得都是自己本乡本土的熟人和亲戚。他要能还上，还情愿被人大年三十堵在家里吃不上一顿安生饭？袁丽在打工春晚上呼吁打工仔打工妹们要好好干活，把合同签了。那是工人不愿意签合同还是老板不愿意签合同？
二、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工看病能在城里社保体系报销吗？孩子要城里的上初中高中，你没关系就进不去。然后高考你还要回老家。想在城里摆个摊烤地瓜、卖个鸡蛋煎饼吗？你看城管抓不抓你。或者好不容易在城中村租了个房子。雨季的污水、夏天的垃圾堆，要踮着脚才能进的厕所你不适应也得适应。孩子上学的民办小学要关门了，大红门的服装市场要拆了，所以你还是回家去吧！
三、家里老人孩子没人照顾；夫妻一年只能见上几回面。这事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听说这几年有一个好的现象：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了。这是养老和农村医疗政策起了些作用吗？
四、回家找事难，在家没收入。就业的问题其实最难。第一代农民工年纪大了城里的工厂已经不要他们了，回家种地又挣不到钱。家里房子刚建了个框架，装修也没钱。儿子找不到媳妇，要结婚，还得去城里再买一套房子。如果你是年轻人。城里待不住了。大学毕业要返乡去创业。你父母首先就不同意。家里你能做什么？种地，你会种地？种的东西你能卖得出去？开淘宝店，这早就过时了。搞文创，卖有机产品，你以为你是记者、编辑、私企老板、海归、艺术家、政府公务员啊？所以还是乖乖地去打工。
五、农产品卖难。现在主要农产品已经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增产不增收是常态。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劳动力、原材料、土地成本一直在涨，自然灾害、市场价格都无法预料。农产品销售问题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卖菜的总比种菜的挣钱。农业部的人不懂这个，商业部门的人没这个义务。想搞点生态、绿色产品，你知道怎么卖吗？包装、物流、营销、品牌、故事、情怀你会不会？当然还有最基础的生产环节，你真的懂？
六、垃圾污水环境污染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村民们多是习惯成自然。想改变也不见得有办法。“美丽乡村”其实也挺好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过美丽乡村是不是美丽得依照城里人来评判。这个不好。城市河流的水臭了，农村人不能往溪里到垃圾。食品安全有问题，有机食品热销；国家要搞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农药零增长。垃圾围村怎么办？政府来出钱。
农村的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估应该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不过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今后5年有可能为文明的中国奠出制度的基石。考虑到农民的小康是全面小康的基础，要激发农村农业发展活力，在2020年以前，有两件事需要认真考虑。
第一，建议把新型城镇化投资重点放在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补齐自发城市化的短板。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自我造血的功能，不必再成为中央项目和财政支持的重点。中小城镇发展好了，对促进人的城镇化，培育经济增长潜能，控制大城市病，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加强农村体制机制供给侧改革。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村社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动摇，以农民合作社或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为平台，以农村内置金融为工具，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城乡的市场和资源的平等交换，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农民的组织化和现代化带动农业的现代化。
农村的发展是自有其生命力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地矛盾突出，兼业的小农滋养着稠密的人口，孕育出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更是确立了共和国的根基，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改开之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90年代后农民也还是能够靠外出打工挣够上学看病交税的钱。现在我们又在新转折点上。农村会不会衰败？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城乡秩序？什么是农村的“生命力”？追根究底，农民辛勤的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才是农村的生命力所在。不过光有这些也远远不够。杜润生同志的意见是农民得有自己的代言人，得有自己的组织。这个意见对不对呢？要试过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