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个体最平凡的日常经历都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每一个底层孩子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未来中国。
然而，今时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吗？他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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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底层孩子：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
作者 | 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原题《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抗争：“反学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抗争“知识权威” 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抗争“关系权威” 课堂中的混乱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中国社会学编后语—
当农村底层孩子说：“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我们会故意说话惹老师，刺激嘛！”
谁还能说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
【原载《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
文章经中国社会学重新节选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