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平凡的青年，或许在主流读者的眼里一个平凡青年的心路历程并不值得留意，但正是因为当今社会太过忽略平凡，我才觉得更应该用心去了解平凡青年的心路历程。
对精英的宣传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农村的平凡青年经过一番奋斗和自我改造终于成功跻身名流；对榜样的宣传是这样的：出生于农村的平凡青年如何用感恩的心回到农村，默默服务农村。
我亦是一个出生于农村，长大于农村的平凡青年，不过我是一直平凡着。
我的家乡在四川东南部，处于丘陵地带，山不过几十米高，但低山绵延起伏，多而陡。我们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山坡上，土壤很薄，岩石较多，平地都是开垦出来的，不在山坡上的土地大多在背阴处，山间的冲谷、冲沟处多开了稻田或鱼池。我没有去看过云南的梯田，但家乡的土地也是成阶梯状分布在山坡上。高山上的梯田成了众多游人眼中的美景，当然我也觉得很美，但当我细想到在这些梯田上跟我的父辈及其他长辈同样辛苦劳作的农民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赞美这样的景色。
我的家乡有一个水库，1971年建成，所以被命名为“七一水库”。云南遇上大旱的那年，我和支农队的队友做了一个关于农村水利设施现状的课题论文，虽没有成就，但当我从各方面的资料里看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联想到我家乡的水库及沟渠时，我才开始从现实里仔细思考所谓的“三农问题”。“七一水库”本是供应着全村的灌溉，我小时候，每到春耕，村里都会组织起各小队村民分段清理沟渠以便引水。而往后劳动力大量外流，越来越少的人参与清理沟渠，直到无人参与，谁用谁清理。
自我上大学，父母不用再担心我被独自留守，他们便带着我的祖母离开家乡，开始了浙江的打工漂泊。这样我已多年不回家乡，家乡的破败情况我也无法说清，只知道父母离开前，他们算是村里留下的最为年轻的劳动力，一对年近半百的最年轻的劳动力。
都说吃过农村劳苦的孩子可以深刻体会农民的辛苦，以后便会奋发图强向城市的生活迈进。我曾也是这样奋斗的。
进入大学后，我听各种励志讲座，加入英语晨读，混迹各种社团活动，努力锻炼人际交往能力，还参加过一个精英课程训练班，誓要成为一名城市精英。这些经历确实锻炼了我很多能力，因为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连站在同学面前自我介绍都说不出话来，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惧台下有几百观众在看我。
不过，大学第一学期寒假的第一次下乡过后，我的思想转变了很多。不是因为看到了东北农村的破败，引起了我内心里对农村的情怀，而是因为我深深地认同了我所看到的一些有良知的老师对现实的批判。过去的我以为，只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精英，那我及我的家人生活就可以好了；只要每个人都认真努力，拼搏向上，那整个社会的人都可以生活好了。但事实不会这样，按照现在的主流思想去发展社会，二八开的精英治理模式不会改变，我努力向上成为了精英，不保证我的后代都可以努力向上成为精英。皇帝轮流转，不知到谁家！当然人可以自私，只要自己成为精英，成为人上之人，可以独自享福而不顾子孙后代，后果就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全球气候变暖、雾霾沉沉，风不调雨不顺。很不幸，精英也没享几年清福，我们这些奋斗在成为精英路上的平凡的人更是毫无享福的机会。
自那以后我把大学时间重点放在了支农调研学习方面，不再向着那个成为精英的方向努力，当然基于社团感情和锻炼能力两方面，我还在参与其他大学活动，不过大学的专业课学习早已置之度外（但除了党课外，没有挂过科）。顺便提一下，我学的专业跟导弹制导有关，当初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是抱着我的军人梦想去的。有人奇怪了，军人梦想跟社会精英有什么关系。我也奇怪为什么一上大学我的军人梦想就变成精英梦想了。后来反思中我才理解，我内心里明白我的军人梦想真的只是梦想。我有500度近视，而想做近视手术又不敢做，是其一；我不会社会交际，不懂得该去做什么来获得成为军人的资格，是其二。
大学期间我接触了一些NGO组织，参与过一些社会志愿者培训和活动。NGO志愿者的生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些志愿者或义工给我的印象让我无法对广义上的志愿者产生好感，即便我自己也是一名志愿者。我现在一直觉得在NGO工作的志愿者就是一群以志愿爱心为名的白领，他们只需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爱心活动”，再拿起策划给志愿者操办，只需将募集的资金送到“被需要的人”手里，他们一边说着“扶人先扶志”，一边又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国的志愿者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西方的消费意识所主导，我们所宣扬的志愿者精神早已成了虚伪的空壳。一群真正愿意去奉献的志愿者和一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一些拿着虚伪空壳高喊的组织者牵动着鼻子。义工推出坐在轮椅上的百岁老人，几个身上带满志愿者徽章的人赶紧凑过去和老人留影，合影一个然后换下一个，然后一起合，这是志愿者活动？
为什么福利院的孩子会说放假没意思？为什么养老院的老人会经受那么多折腾？为什么一个爱心大使的梦想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组织志愿者培训是在高级宾馆？为什么志愿者把他们不爱吃的自助水果扔向了垃圾桶？
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校内人才计划培训班，在我的理解里这个培训班是要培训出未来会适时站出来为乡建说话的人才的。
集中培训是在北京六环外的一个乡村大院里，那里其实就是梁中心（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基地，也是所有支农队员的家。梁中心的工作人员每月不过1000元的生活补贴，可他们中有好多人从毕业开始已经坚持在中心工作几年了。刘老石，一个辞去大学教师工作的老师，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用思想与行动在中心带领大家，指导大家。
集中培训期间，我吸收了来自各个社会研究方向的学者专家的思想观念。跟培训班的很多学员一样，我觉得每个学者说的观点都对，但不同的是，我并未在那时感到迷茫，因为学者们所表达的观点只是事物的不同方面，我相信事物是多样性的，而且学者们所表达的观点正好可以与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相符，不过我无法表达我的体会，而学者可以用他们的学识和语言来总结并表述自己的思想。那之后我总在考虑，未来要不要努力成为一个学者，去更多地研究社会，将自己的思想总结。毛主席说，只有改变伦理观，才能改变世界。那时候我觉得人生的方向还是比较清晰的，没有太多迷茫与困惑。
可是谁能预料，梁中心的刘老师意外去世。亲人的离世我还是经历过一些，所以对生离死别是有些许麻木的，老师的去世可能对那时的我心里的影响不是很大，那时的我只是觉得中心少了一位德高的导师。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发现，少的是我们唯一的人生导师。因为逐渐地，当我看到乡建的彷徨、教育的失落、社会的混乱时，我开始怀疑所有的理想都是白费心思，开始不相信我们的乡建理想最终可以实现，开始觉得社会不可能变得如心中的美好。我已不知道未来究竟该如何选择，我只是还在挣扎着去做一些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挣扎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如刘老石所说，“青年是用来成长的，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大三的时候，基于对很多志愿者活动的怀疑，我挣扎着决心在学校建一个以实践调研和学术研究为主的学生三农社团。我希望可以在学校创造一种以良心担负社会责任、研究社会的氛围，我们应在除了献爱心以外还能够认识社会，懂得如何去改良社会。不过，失败了。一方面是校团委老师的原因，当时分管学生社团的团委老师跟我谈了很久，没有谈社团申请程序或材料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申请材料都按规定做好了，申请程序亦是没有问题），他只跟我说这个社团建起来没用，说我们所参与的乡村建设没用（疑问是，一个做社会实践，研究“三农”的学生社团没有用？）；另一方面是我的原因，没有找对去跟老师谈判的方法，没有去坚持硬要把社团建立起来；还有一方面原因，我的做法让很多志愿者社团的伙伴觉得我是在分裂志愿者社团。对于母校管理学生社团的方法，我始终是耿耿于怀。即便是毕业后到现在，我也放不下这样的心情。因为我了解到，我的母校的学生社团从我大一那时的70多个，到现在只剩下30多个。学生社团要求精，但也不能以打压的形式啊！
在我上大四的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何，深埋在心底的悲观情绪突然喷涌而出，我已找不到什么借口去说服自己不要陷入绝望。这种绝望是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无法再像过去般坚定的绝望，自己已经无法对美好产生长久的向往；这种绝望是我无需为自己堕落的行为感到可耻，无需为自己的懒散感到自责。
大三开始时，我用我在富士康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部相机，我希望可以用它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美好，即便记录下来的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自悲观喷涌以后，我极少拿出那台相机，因为面对同样的事物，过去认为它美到心坎里，而那时却已激不起我的兴趣。就如母校的琴湖，过去每次路过我都愿意停下来好好看看它和它天上的云彩，而那以后，我已不知道琴湖美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该如何去记录它的美。
大学毕业前，我早已为自己准备了两个选择：要么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去新疆看一看，去制度内锻炼一年；要么就参加人大和梁中心举办的“人才计划”，进入乡建系统，到村里蹲点锻炼或在青年培养部门做青年工作。努力分析了我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压力过后，我选择了参加西部计划，服务新疆一年。一是因为乡建的情况我大概了解，我参加进去暂时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二是我曾向往过新疆，想去真实的感受新疆；三是我觉得去完新疆我还可以有很多选择，既可以接受现实，成为百万就业学生大军里的一员，做一个安心工作的好青年，又可以回归乡建系统，在乡建系统里继续实践乡建理想。
在新疆一年，我跳出曾经的思维方式，去尝试接受一些我曾批判的，也正好让我绝望的心情沉静了一些。我发现，即便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仍看到很多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即便我的悲观还在持续，我还是可以苟且地生活。世界变得如何，我不用杞人忧天，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况我也看到希望仍是有的——平凡的青年们思想并非麻木的，只要有好的导师，青年被影响起来，未来也就可以转变了，不过担心也在这里——是否会有好的人生导师呢？于是，我不再去深究那些跟自己现实生活无关的问题，开始去关注我现实中该做好的事、即将面临的事。
参加西部计划一年后，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安逸的生活，我差点违背初衷继续留在新疆。我终于还是回来考研，梦想着成为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希望未来能够以学者的身份参与乡建。考研，既可以平和家人的心情，又可以积累几年学识。
不过，我还是一个不太安于呆着看书学习的人，还是一个不能跟精英相比的平凡青年，我在考研上没有用心，相当于玩了半年。我用半年时光，穷困潦倒，重新寻找自己——一个会因为堕落而自责、会因为非正义而愤慨的自己。我回顾着这几年所经历的事情，分析着我的内心变化，终于想起温铁军老师那个“被”字。
是的，我才想起我们青年是“被”成长的。被迫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和职业，被迫接受现实对理想的打击，被迫在打击下迷茫，被迫在迷茫时独自摸索着前方，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人生导师为我们指引方向。越来越多的青年追随成功学，那些精英话语下不可复制的经验，那些声称只要自己努力奋斗成为人上之人就能解决所有平凡青年的竞争机制的学问；越来越多的人追随佛学、《弟子规》、老庄等等而去，青年们无法在现实里找到人生答案，转而向这些所谓的国学精髓（国学岂止佛儒道中的逃避学说）求知，其实就是心理的逃避，因为现实里没有一个桃花源给我们。不过这些也都还是“被”的。
我仍旧不愿去细究一些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以现实的状况来看都是悲观的结局。于是我决定不再把精力放在那些只有悲观未来的方向上，我要直接参与乡建。
在2014年12月的时候我还未找到直接参与乡建的方法，因为在乡建的时间和跳出乡建的时间里我都有着对乡建的一些悲观想法，我还不敢带着这些悲观的想法就参与进去。自刘老石去世，乡建力量越来越分散，我悲观的觉得它正向着一个的难以扭转的局面衰退而去，衰退的表象是思想的人未行动，行动的人思想已渐渐偏离那个为农民服务的乡建。乡建里一些不合适的氛围，留不住也排斥了很多想要靠近的人，更把一些发展阻挡在外。然而假如只是要自己的小圈子好好的生活着，那又何必以乡建名义呢。
乡建这些年培养了很多青年大学生，或许我们这些青年大学生当初没有选择直接参与乡建，我们散落在各个行业里平凡地生活着，但对乡建的理想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只是因为悲观，被迫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直等着乡建给我们一个希望，把我们聚拢。
2015年1月的时候，我试探着来到位于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郭家村的长春市云凤农牧专业合作社（简称云凤社）。云凤社理事长李云凤，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一个在村子里自主开发生态种养技术的大姐，她不会用知识分子的一套套理论去分析问题，但她深深地懂得问题在哪，尤其懂得怎么去解决问题，她是农民里站出来为农民自己说话做事的人。而乡建现在缺少既能站出来说话，又能站出来做事，还能听懂并运用温老师理论的人。她本可以用着她的技术和能力为自己谋利，成就一番挣钱大业。然而她却一心抱着与郭家村村民共同致富、共同过上健康生态生活的想法去做合作社。可能有人曾质疑她，认为她用公司加合作社的方法是为了自己挣钱。但事实必定会战胜谣传，因为郭家村的村民都了解其人，并知道她正在做为郭家村捍卫权益的事，所以郭家村的村民也会出来为她捍卫名誉。
云凤社带着郭家村村民做了一个生态小城镇的规划，而且这个规划从2009年就已经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已完成了大半。不过领导更迭，事态扭转，本已做好的规划，被各种阻挠，李大姐为此奔波数年以求解决，而郭家村生态小城镇的建设停滞至今，损失巨大。这件事竟跟我当初想建社团有点相似，不过李大姐的毅力与奋斗经验确是比我丰富多了。所以2015年，一个机遇终于降临，乡建大学生对合作社持续四年的关注终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态开始有所发展，郭家村自主开发生态小城镇建设重新迈开步伐。所有关于乡建的悲观在我看到这里崛起的事业之时，都慢慢掩藏，新的希望又升起来了。
我和梁中心校内班的几个伙伴在年后来到了云凤社，组建起一个返乡创业团队。我们将与云凤社一起，与郭家村村民一起，建成生态小城镇，实现我们的生态之梦。
并且我们决定在这里开始我们新的乡建里程，让百年乡建真正地走上生态联合的道路。
我们将整合起社会过剩的资源，把被迫永远平凡的青年、被迫接受城市掠夺的农民、被迫过着不健康生活的消费者联合在一起，一起夺回被精英控制的只为少部分人服务的话语权。
一个平凡青年，为何要坚持乡建？因为他的现实里被迫充满悲观，因为在悲观的现实中，只有乡建还未被精英完全控制。但如果我们还不做出行动，那乡建也会渐渐沦陷——因为又一轮大资本正在向奄奄一息的三农恶扑过来。
文 那凡
（那么的平凡，那样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