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元城乡问题突出，其特点就是通过城市链接到全球化时间和空间的生产链条，被纳入了国际与区域的资本运作与生产分工中，地方政府以高额的价格将廉价的农村土地推入市场，吸引全球化的投资，吸引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国际国内资本，迅速发展城市化。同时，农村因为没有被深入纳入到全球化的区域分工，或是在这个过程中缺乏话语权，与城市的距离进一步拉开。这种发展不均，带来了农村和城市共同的环境破坏、生态危机，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城市社会碎片化。这样，农村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溢价由于没有与当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引发了当地民众和政府的纠纷，群体性土地维权事件不断。而农村来的劳动力无法得到城市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致使2.6亿人口（未取得城市福利的农村外来人口）成为城市边缘人，其子孙后代的处境还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思考，在21世纪所谓的全球城市竞争中，这种只有城市链接到全球化时间和空间的生产链条，而乡村在此过程中脱落的模式，是一种长远的发展模式吗？
从20世纪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花园城市”这一概念开始，城乡协调发展就成了城市规划师的一个梦想。而一直以来，“大城市病”很大程度上是忽视周边乡村发展的结果。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实际上可以以周边乡村的发展与富裕程度来衡量。因为贫困和环境的污染将乡民逼到了城市贫民窟。城市越发展、城乡差距越扩大，就越吸引贫困村民入城，形成更多的贫民窟，这就是南美、印度的过度城市化带来的贫民窟扩大，给城市治安和社会带来危机。可以看出，城市真正胜利的前提是周边乡村，甚至是与其有关联的（社会关系，产业关系等）更偏远的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从自然生态与社会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模式，支持农村发展或可理解为城市的自救。现在的情况是，入城的农民受到一些城市人的歧视和压榨，同时另一些农民给城市人生产自己不吃的、高产但含有很多公害的食品，城乡渐渐演变为“互害”机制。现在摆脱中国城乡“互害”模式的关键是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城市经济发达的背后是城市“碎片化”和乡村“空心化”。
现在，在“新常态”原有城市化模式受阻的现实下，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乡村电商的涌现与在线城镇化。在时间压缩与空间去中心化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与乡村经济与社会组织，为散点布局的乡村产业更新、公共与商业服务的提升，提供了途径。由乡村链接到全球市场和技术创新的体系，将带来资本流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调整，重新重视地方民众在全球化中能动性，从而迈向以人为本的小城镇化体系。
由此，中国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引导下的乡村地区的城镇化，可能突破二战后城市化的几种模型：英国福利国家制度下，以工人阶级生存环境改善为目的的 “新镇”模式；美国消费主义与房地产推动下的城郊发展模式；大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新区模式。形成一种新的、有中国特有的以城乡信息社会发展的在线城镇化模式。这种在线城镇化模式可以通过工业品下行与农产品上行，以及对公共与商业服务提升的巨大需求，将乡村在时间上链接全球24小时生产环节，空间上结合不同地区组织生产、流通与行销，实现乡村链接入全球市场和技术。这种在线城镇化模式或将为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开辟另一种示范途径。
中国城乡的时空重构将超越实质的物理空间，以节点的方式链接到传统上只有精英文化支配的网络空间。这样，乡村与城市一起以城市群的形式（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纳入城乡对流的区域经济整合和全球化时空重构中。
作者 ▏李孜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阿里商业评论特约撰稿人
乡村营建社（RCDG)联合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