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果把 GMO内容从分子育种中刨除， 则分子育种的其它技术目前基本没有产业化的可能；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淡化转基因概念。
编者按：在2月14日举办的农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高层研讨会上，陈章良表示，由于反转控的人身攻击，当前许多科学家都宁可选择“分子育种”或“生物育种”代替表述“转基因”；2月27日，《中国科学报》刊登《山仑院士：转基因作物育种发展阶段、问题与建议》一文，山仑院士对“转基因育种”和“生物育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大元教授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供领域内外人士讨论。
文/王大元
首先解释几个专业概念。
育种是什么？ 育种就是遗传的人工控制。在授粉水平上做的遗传人工控制就是杂交育种， 或常规育种；
在细胞水平上或染色体上做的遗传人工控制就叫细胞工程（以前的Somatic variation以及原生质体融合）或染色体工程。但细胞工程和染色体工程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和成绩。
在基因水平上做的遗传人工控制就是基因工程，我们现在所说的转基因育种或者国际上最流行的术语GMO就是基因工程。
分子育种： 最近使用的专业术语“分子育种”（也有人称其为“生物育种”），据说包括了GMO（转基因育种）和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这个“其他”包括了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以及基因组、全基因组分析技术、分子模块育种-Designer breeding by molecular modules。
以下分析采用分子育种这个术语来代替GMO或者转基因育种的利弊。
首先大家必须明确一个事实：把分子育种里的GMO刨去之后的其它分子生物学技术， 虽然很重要， 但是目前基本没有直接产生影响巨大的产业化生产品种，基本上还处在科学预测其未来可能的重大作用的研究过程中。
而GMO（或转基因育种）目前已经在4大作物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中，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取得了重大的实践结果， 在全世界推广种植的面积达到25亿亩耕地，占全球耕地总面积的12%， 超过我国18亿亩耕地总面积约39%。 请注意：GMO所取得的成就，是在基本上没有采用前述分子育种的其它技术前提下获得的。
换句话说，如果把 GMO内容从分子育种中刨除， 则分子育种的其它技术，在目前主要是产生高水平的科学文章， 基本没有产业化的可能。 例如最近几年我国在水稻基因组学、小麦基因组学等研究项目上取得了很好的科学结果，在Science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结果。 但这些结果要想转化为培育出大规模产业化的新品种， 笔者认为10年之内不可能。 而且这些基因组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在一个（物）种之内的基因组信息， 即在物种之内的基因转移，不能把远缘的基因转进来，创造远缘的品种， 用常规育种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当然常规育种的效率可能会低很多。现有的转基因育种（GMO）取得重大产业化的关键，全都是把远缘的、不可能用杂交育种办法转移的基因转入。
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专项，是多领域的科学家经过1-2年的论证而立项的， 这个论证的根据就是GMO在国际上取得的重大产业化事实。
GMO经过18年的实践， 已经证明了其在创造新品种上的巨大作用， 不仅现在推广的25亿亩耕地的4大作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经过两代共几十亿人的食用，以及5-20代、数以百亿计的家禽家畜食用后无一毒副作用，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性；
GMO的发展方兴未艾：目前仅2个基因（BT抗虫基因和抗草甘膦除草剂的基因）用于GMO就取得25亿亩耕地的的成果。 基因千千万万，可以预见，将会有其它的新基因被GMO使用。 目前孟山都已经与一个国际知名的微生物研究公司结成合作伙伴（BioAg Alliance），由微生物研究公司提供所有的微生物基因给孟山都， 孟山都则用熟悉的转基因技术去检测这些基因在农业上的应用。 对于以孟山都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农业技术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 因为可以预见， 孟山都将在未来几年内研发出新的转基因作物。
正因此，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上绝对不能退缩，不能以分子育种中的“其它”来冲淡转基因育种。我们在BT抗虫作物上已经因反转分子的干扰，把原来正在接近、 正在赶超美国水平的转基因育种工作拉大了差距， 以至于在BT抗虫转基因项目上目前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能够突破美国的知识产权禁锢， 只有等待对方的19年专利保护期过期。科学家与其花大力气去做分子育种中GMO以外的其它研究，不如腾出一部分骨干，集中攻远缘的新基因发现，在GMO上做出突破。
结论： 想用分子育种或者生物育种等术语来替换转基因（GMO）育种而绕开目前对转基因育种的争议是不可取的， 因为换个术语也绕不开这个争论。欧洲和日本现在正在放宽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我将另发文章介绍），我们现在把转基因育种淡化的后果令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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