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工艺美术大全（贵州卷）》编撰、贵州省民族民间音乐保护传承、贵州省民族民间习俗节庆保护传承、贵州省民族民间典籍保护等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这是贵州实施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现。
另一方面，贵州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件和方式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联系，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而制定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去年5月1日正式施行，强调列入“非遗”项目需公示20天；“非遗”传承人享受政府补贴；虚构“非遗”信息最高罚10万元。两方面双管齐下，初步为贵州“非遗”大省的保护传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2000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产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政府间委员会”（简称IGC），专门讨论有关传统知识与文化的保护问题，2003年10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点项目与法制化观念犹如两条经纬线纵横交错，推动着我省“非遗”工作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转变，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转变，从静态保护向动态整体性保护转变。
作为“非遗”大省，我省在名目繁多的“非遗”名录中，有选择性地实施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形成了以省文化厅牵头，发改、经信、科技、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各市、州联动的工作机制，以期产生重点项目的示范效应。
同时，去年5月1日实施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可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去年11月，《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通过文化部专家组评审，12月，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文化部公布成立。
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诗莲表示，贵州省加快设立一系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布依族、水族和仡佬族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正在开展中，今年，贵州将公布首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是中国地方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创性举措。”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说，文化生态保护区能使文化与周边环境和谐相融，形成跨地区、跨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合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规划办研究员刘国敏说，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集体拥有为基本特征，大多数是处于公知公用状态。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阻止未经准许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控制传统群体之外的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使用，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持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和发展。刘国敏强调说，如何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对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省文化厅厅长徐圻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科学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人权方面的价值。由此，以经济价值为着眼点，以私人权利为杠杆，对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进行保存、保护并使之发扬光大，应该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致力于知识产权领域研究的律师范述喜认为：以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要的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主体制度进行创新。应该针对具体情况，为特定的文化遗产创设新类型主体。这类主体的首选是社区或族群。由该社区或族群就特定遗产拥有排他性专有权，对该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并阻止或授权外人的商业性利用，必将促进该遗产的保护与传播。其次，还可以确认由遗产传承人、整理人等作为遗产的知识产权人，通过其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和收益，奖励、鼓励、回报其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整理，从而将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要创新权利行使制度。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是社区或族群之类的集体时，权利行使的方式就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或企业。为此，需要建立一种集体管理的机制和机构，或者采用委托制度，这种集体管理机构与权利人即社区或族群之间的关系，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得到确立。另外，也可以考虑在现行知识产权框架内创设一种“传统资源权”。如果说现行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权”，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是个人或企业的智力创造所取得的利益；那么，保护“传统资源权”的正当性基础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新的文化创作提供了创作资源、素材和灵感，因此在新的创作获得经济利益时，理应对创作资源的提供者作出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