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此次裁决仅是漫长的行政程序中的一环，而本案最后的结果还尚未可知，因为，据可靠消息，相关草甘膦生产商不服判决还将不断上诉。
但是，此案还是在美国产生了一定反响，也在中国再度引发了广泛关注。
草甘膦近年来一直占据着我国农药出口品种榜首的地位。数据显示，中国是草甘膦生产第一大国，草甘膦是2016年中国最大的农药出口品种，出口草甘膦达47.7万吨，占中国农药总出口量的34.76%，约9.96亿美元 。
“综合遵循国际公认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国际权威评估机构的观点来看，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草甘膦具有致癌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海滨在近期召开的在农业生物技术发展与挑战研讨会上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任何除草剂不可能百分百无毒，相比其它除草剂，草甘膦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是药三分毒，何况除草剂。讨论除草剂的毒性问题，不在于有毒还是无毒，关键是看谁的毒性低，对人和环境危害相对小一些。”他说。
这个清单的发布是否会对中国的草甘膦市场有影响？林敏认为不会。“与其它除草剂比较而言，草甘膦属于低毒性、低残留、高效的绿色化工产品。目前，还没有比草甘膦更安全、更有效的除草剂替代产品可用。”他说。
“这只是美国一个州的政策，并不是美国全境的政策。短期对国内草甘膦使用无影响，但如果对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声音不回击，三人言而成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安全性广受监督审核
实际上，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拥有40年的良好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并在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和800个实验研究。
但是，自1974年在美国登记注册以来，草甘膦就一直接受着科学界和政府机构的监管。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立的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美国环保署（EPA）和美国食药局（FDA），以及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全球三大官方权威机构是目前国际上判断草甘膦安全性的主要机构，他们的官方结论均为草甘膦是安全的。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如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PMRA)，新西兰环境保护署(DOC)和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FSC)等，结论也是草甘膦“不太可能导致人类癌症”。
2017年3月15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风险评估委员会（RAC）再度肯定草甘膦的安全性，即草甘膦是非致癌、非致突变、非生殖毒性、非遗传毒性、无特定靶标生物毒性的物质。
这个结论对于草甘膦在欧洲的命运至关重要，为草甘膦在欧洲的续登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将向欧盟委员会递交提案，草甘膦有可能通过有效期为15年的续登审批。
一项清单引发的争议
但是，非政府监管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并不这么认为。2015年，其将草甘膦定义为2A类“较可能致癌物”。
在该分类发布后，全球诸多科学家和监管机构纷纷做出回应，重申草甘膦是安全的，并指出该评级存在缺陷，并非科学研究，不仅片面参考了部分文献，而且没有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其评级流程的设计易于得出可能和极可能致癌的结论。
即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分级来看，单从致癌性，喝草甘膦水溶液比晒太阳、喝葡萄酒、五粮液、吃咸鱼等人们常吃的食品都还要安全。
该分类发布后广受争议，但是却起到了“意外”的效果——被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提出将草甘膦列入清单的唯一依据。
然而这个唯一依据还有点站不住脚。近期,路透社在一项关于“草甘膦、未公开的数据、争议性的结论”的特别调查中指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亚伦·布莱尔（Aaron Blair）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持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已经看到了一些未发表的重要科学数据，直接关系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专家组将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否有研究证据表明草甘膦导致癌症？
这项未公开的数据来自于美国一项尚未经发表的大型研究——农业健康研究（AHS），亚伦·布莱尔（Aaron Blair）在其中担任高级研究员。路透社查看了一件审理中的法律案件未公开的庭审文件，其中显示，亚伦·布莱尔（Aaron Blair）早已知道这些未发表的数据显示草甘膦与癌症之间并无相关性证据。
今年三月，亚伦·布莱尔（Aaron Blair）在因这起法律案件而宣誓作证时，其证词也称，农业健康研究专家组如果能够将未发表的数据纳入考量范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对草甘膦的安全性证据的分析或许就会有所不同。他表示，这些数据很可能会让草甘膦不符合该机构对于“可能致癌”物质的分类标准。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并没有做实验研究，只是根据已有研究论文和报告给出结论。我认为其对两篇文章给予了较高权重，一篇是认为草甘膦跟淋巴瘤有关联，另一篇是认为草甘膦跟雌激素受体有作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这两篇文章都只是初步的观察，没有后续文章，也没有同行的跟进研究。
“这就成了孤证。此后并没有给出食品中残存的草甘膦跟上述两个安全风险有何定量关系，因此，这不是毒理学结论，只能算是生物学一类的初步观察研究。”姜韬认为。
科学和政治的博弈，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草甘膦作为一种除草剂，在转基因、非转基因作物和城市园林绿化都要广泛使用。
但是，由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或玉米在种植方面省事省力，在使用草甘膦后，省去了人工除草，大豆苗和玉米苗还能正常生长，而杂草就杀死了，因此草甘膦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上非常受欢迎。这就让反转人士把草甘膦视为了众矢之的。
自2015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一项争议性的报告后，草甘膦就被卷入了欧洲政治和科学的漩涡。一方面，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科学团体给出对草甘膦安全性的肯定结论。另一方面，激进团体持续煽情造势。
因为草甘膦议题，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与某些反对草甘膦力量展开了拉锯战。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执行主席伯恩哈特·乌尔（Bernhard Url）称，这是一场危险的科学与政治的冲突。他认为，批评者们是在通过损害科学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欧盟中的反对派主要是欧洲议会中的绿色-欧洲自由联盟和其他一些组织，包括绿色和平以及环境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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