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玉米高库存是农业结构的突出问题之一。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多渠道消化玉米库存”，玉米去库存打响发令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去年，我国启动了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将实施了8年的“政府定价、政策性收购”改为“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变玉米价格国内外倒挂，为去库存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改革之后部分地区出现玉米价格下跌、农民种粮收入受到影响，对此要全面、客观、长远的看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接受中国网财经专访时表示，靠政府价格补贴实现农民增收的方式难以持续，“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才是我国未来农业补贴制度的改革方向；玉米价格下跌只是暂时现象，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理顺，玉米去库存有望取得长足进展，价格也会随之回调。
价格补贴扭曲供求信号 “价补分离”势在必行
我国在2004年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最初是运用在小麦和水稻上，玉米并未列入。2008金融危机，全球大宗商品暴跌，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开始实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2008年-2015年，国家不断抬高玉米临储价格，由最初的每斤7毛多抬高到了2014年的每斤1.12元，2015年微降为每斤1元左右。
收储价格不断抬高，增加了农民种植积极性和收入，但也使市场供求机制变得不灵敏，农民不看市场、只盯着收储价格选择种植品种，致使玉米供大于求。同时不断推高的收储价格也造成了国内外价格倒挂，经营者和消费者将购买力转向国际市场，这就造成玉米“高库存”与“高进口”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库存高企致使财政负担沉重，资源浪费大。
“不能只靠政府的价格补贴来实现农民增收。欧盟和美国都做过这样的尝试，后来发现都不行。”柯炳生表示。一来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依靠财政补贴实现农民增收难以持续；二来此前的“价补不分”并不是科学合理的补贴方式。
柯炳生介绍，目前我国主要粮棉补贴是三种方式并存：稻谷和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价补不分；棉花实行目标价格政策，价补半分离；玉米实行市场定价和面积补贴，价补分离。这三种补贴方式，从原理上，大致分别对应着欧盟2003年以前政策、美国现在的政策、欧盟现在的政策。
柯炳生认为，国际经验和我国具体实践经验都表明，“价补分离”是未来我国农业补贴方式的主要改革方向，而欧盟现在的补贴方式是最彻底的“价补分离”：补贴只与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有关，而与种植的作物种类无关，更与市场价格无关。在这样的补贴政策下，农民完全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自由选择种植品种，做出调整或者不调整生产结构的决策。
柯炳生称，目前玉米的“价补分离”政策，还不够很彻底，还与玉米的面积有关。这样的政策在操作层面还是有些矛盾，最主要的是，难以同时实现调整生产结构和保护农民收入的目标。因为实行市场定价之后，由于玉米过剩，玉米的市场价格必然走低，这样就会减少玉米种植面积，起到调整生产结构的目标效果。但与此同时，种植玉米的农民认为国家补贴太少，不足以弥补市场降价的损失，要求增加补贴。而如果继续按照种植面积增加补贴，那就又不能起到调整生产结构的目标了。将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补贴只与土地面积有关，而与种植什么无关。
而农民的增收更不能只依靠财政补贴来实现。柯炳生认为，实现农民增收应该依靠提高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一是经营规模的扩大，二是技术创新，提高单产，使用现代化机械手段，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以及种植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柯炳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