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应该是人类最熟悉的事物，当人类祖先四脚着地后尤其如此。但我们对土地还很陌生，因为人们其实还远没有完全知晓土地对人类的恩惠，也没有理解穷尽土地的性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犯着因错误理解土地所导致的错误。”——盛洪
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有数千上万年文明史的社会中，在一个至少有数千年农业史的社会中，还没有搞定土地问题。直到几十年前，这个社会还饿死了数千万计的人；直到最近，还有人把这一悲剧归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太少。就在当下，一方面是用低价从农民手里夺得大片土地，另一方面又是楼价高企；一方面是有人因强拆而自焚，另一方面又是巨额的土地财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有的土地制度存在问题，而问题来自我们对土地制度还缺乏深入和透彻的理解。这正是我们要继续研究土地制度的原因。
01
首先是，作为现存土地法律框架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把土地看成是一种生产资料。当后者被论证需要“公有”的时候，土地似乎也要公有。但事实证明，“生产资料公有”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反而使生产效率低下，更不公平。同样，解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也要追溯到土地所有权公有的问题上。然而，土地公有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和明确的答案。甚至关于三年饥荒的原因，还有很多不同意见和争论。无论观点如何，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土地制度问题。
再往前追溯，土地公有化的序曲是土地改革。土改据说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的现象，革除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然而，又有大量土地史的研究（如赵冈和陈仲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明、清、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的土地分配相当平均；即使在土改时期，当代研究者的数据表明，土地集中度远在土改推行者的估计之下。
更令人惊奇的是，有研究者（如高王凌）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实际地租，要明显低于合约地租，甚至在地主与佃农的冲突中，官府更多地倾向于佃农。这又使得“地主剥削农民”的判断 （土地改革的依据之一）需要重新审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租佃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成千上万个租佃交易形成的市场地租率是有价值的价格信号，能够引导人们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市场关系在近代以来遭到抨击和否定？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佃农不遵守签订租佃合约时的交租承诺？这显然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02
再往后，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尤其是近十年的土地制度仍然令人关注，并多有争议。有研究者（如张五常）称，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县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土地价格的竞争上，价格甚至可以降到为零为负。只要县政府从增值税的份额中能够拿到足以抵偿土地成本的利息，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和有效的。这种论点道出了租与税之间的某种互替关系，而这种关系并没有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很好的阐述。在另一方面，县政府的这种作法仿佛它们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我们知道，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这种情况使人感到，在县竞争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侵犯。
由租税互替的特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土地产权的性质。虽然土地的稀缺性在土地产权生成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保护土地上劳动成果，从而一般地保护所有产权、维持秩序和公正裁决的公共服务同样决定着土地产权的存废。一般而言，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对外必须进行领土自卫，也可能进行领土扩张；但对内而言，可不可以直接介入土地产权的操作，甚至对已有土地产权进行侵夺？这就需要探讨，有关土地产权，公权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对内的边界，已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将有关土地的权利分为主权（领土）和私有土地产权也许是一个好的制度结构。而对外的边界，就更为复杂，这涉及到国家间竞争甚至战争的规则。
总之，随着对历史更多的了解和研究的展开，土地制度的问题反而显得愈加复杂，有更多的疑惑需要澄清，土地制度之谜还没有最终被揭开，这正是这一题目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学者的原因所在。
[ 盛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节选自《士志于道》盛洪著，原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周末》，写于2011年6月10日于五木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