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之月 | 邓新华专栏
作者：邓新华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一
10年前，我和同学散步聊天，说到官做得大的人是否特别聪明。很多人认为人家能做到那么大的官，一定是非常聪明的，要不然上级怎么会提拔他们？而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赞同政府干预市场。因为他们觉得聪明的官员懂得该如何干预市场来造福老百姓。
我那时候正在读盗墓小说《鬼吹灯》，也在思考范式的问题，于是就对这个同学说了我的思考。我说：这其实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范式的问题（范式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请读者不要吓跑，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较多人共享的基础性的分析框架）。
胡八一、王凯旋应用风水学的范式，分析地势如何来龙、怎样结穴、是否聚气、能否旺财之类的，来找到古人秘墓，破解古墓机关。如果风水范式真的可以得出稳定的结论，那么，古人是怎样寻找风水宝地下葬的，现在的盗墓者自然可以按照同一范式找到那些墓。但是，那些所谓的风水宝地并不真的旺财旺丁出贵人。
也就是说，所谓范式，它可能能使人们得出共同的结论，但却不意味着这些结论是对的。风水术名家也许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把风水范式应用得很好，但他们却是错的。所以，他们的对错和是否聪明无关。
官员同样如此。能够当大官的，应该是聪明的，但假如他们被错误的范式俘获，那么，他们再聪明也没有用。比如，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官员是笃信计划经济的，他们越是聪明地想出各种办法来推行计划经济，犯的错误就越大。所以，邓小平的改革贡献非常巨大。因为他实现了范式的转变。
另外，有些人能够很好地理解、运用这一范式，却又理解不了那一范式，你说这是聪明还是不聪明？
所以说，官做得大，只能说明这个人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官场范式理解得很好，其他的什么都说明不了。《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但是，就算孔子复生明代，在科举场上也可能失败。因为，尽管科举内容号称是阐发他的言论的，但其实范式已天差地别。
范式的对错，只能从逻辑上来看，不要去看人的官位。以为某人在这一范式中聪明，在那一范式中也会聪明，是一种心理错觉。因这种心理错觉而支持“聪明”的官员干预市场，错得远。
和风水术有点相似的是凯恩斯主义。在各类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券商分析师中，凯恩斯主义是最流行的范式。由于官员、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们共享范式，大家都相信宽松货币可以抗通缩，所以很多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常常能预测到降息、降准之类的，但是他们预测不到刺激经济的结果。因为刺激经济并不会出现凯恩斯教给他们的结果。这就像人们看了风水书，能找得到墓，但那些风水宝地并没有风水书所宣称的神奇功能。
所以这些专家也学乖了。他们宣传自己时，喜欢强调自己预测准了几次降息、几次降准。由此我也掌握了一个很简单的预测方法：如果多数学者、专家预测降准降息，那么，降准降息一般就会实现。因为央行和他们共享范式嘛。
这里顺便指出《鬼吹灯》的一个bug。《鬼吹灯》中，主角凭借的是风水秘术，但既然是秘术，它就不是广泛共享的范式，人家没有和你共享一个范式，你又如何根据这个范式去找到那些古墓呢？
二
说了这么多，要回到张维迎教授身上来了。张教授10月份出了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在本教科书中，张教授写了很多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内容，但同时也质疑了传统教科书的一些范式，写进了一些崭新的范式。
比如说，传统教科书讲完全竞争，指那些不存在足以影响价格的企业或消费者的市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把这种状态当成理想的市场竞争状态。完全竞争是很流行的经济学范式之一。但是张维迎教授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千差万别的产品，所以把所谓的完全竞争状态设定为理想状态，这一范式本身就是错误的。企业努力做的，应该是发现差别需求、满足差别需求，而不是趋同。但是，企业这样做，却被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式认为偏离了理想状态，需要政府去干预。
反垄断理论就是从这一范式推导出来的。企业在其细分市场上的份额较大，就被认为是垄断，政府要拆分企业、限制定价等等，以使市场趋向所谓的完全竞争。相反，像一些行政垄断领域，比如出版行业，有几百家出版社，每家占的市场份额都没有绝对优势，按照完全竞争理论，这却不算垄断。
张维迎教授认为，只有设置了行政准入的行业，才是垄断。张老师其实是从权利角度定义垄断了。这是截然不同的范式。
张教授在这本书中还质疑了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范式。不是说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存在，而是传统范式把它们看错了，以为那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前不久我访谈了张教授。张教授说到，193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论战中，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为计划经济说好话。著名的如萨缪尔森等人。计划经济在1990年代明显失败以后，主流经济学家也只是认为他们是偶尔看走眼了，并不认为主流经济学从基础上、范式上就错了。没有人反思过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就我自己的所见，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芝加哥学派，在反垄断问题上错了几十年，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之后，他们才慢慢同意，只有行政准入限制才是该反的。而奥地利学派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但是芝加哥学派会怎么说呢？他们当然不认为自己的范式有问题。有些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好啦，知道奥地利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但你们的观点已经被我们吸纳、消化了，你们就别叽叽歪歪啦。”中间为什么走了那么长时间弯路？他们是不问深层原因的。
官员为什么热衷干预？一些人说，你以为就你懂经济学？官员们比你聪明，他们明知道干预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干预可以让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多，所以要干预。现实中，利益因素确实很重要，但也存在大量的官员，真诚地相信干预是有利于百姓的。
不说官员，说说学者。芝加哥学派是严肃的、真诚的吧？为什么他们也曾长时间支持反垄断法？一切从利益角度看是走过头了，范式才是关键。官员们学习的就是干预的范式，他们当然容易认为干预是对的。
三
张教授书中的新范式并不全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前代学者、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启发。当然张教授也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企业家的作用，但我不想给张教授溢美之词。我只是认为，张教授把新范式写进教科书，确是有勇气之举。
10年前，薛兆丰也在思考范式问题。他说，为什么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却具有非常广大的信众？他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刚接受教育的时候，就接受了错误的范式。要改变这一点，要从范式上入手。
10年过去了，我的观察所得是，改变一两个流行观点还是有可能的，但改变范式难如挟泰山超北海。
而高校经济学教师中，多数人学的是传统范式，教的是传统范式，他们愿意接受张教授的新范式吗？甚至，恐怕他们都很难迈出静心读读新范式这一步吧？
张教授等于是向庞大的传统经济学教育体系发起挑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哪怕只影响1%的人，他也是满意的。
迎难而上，虽不能至，探究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