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获得了成功；中国改革也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取得了成就；中国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综观整个改革进程和改革领域，通盘考虑中国改革的难点，笔者认为，还需要开展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
为什么这样说，理由在于：
第一，中国诸多问题仍然集中在农村
过去有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现在应改为“农民真老，农村真空，农业还是危险！”前年本人做了一个亚洲开发银行项目，走了不少农村，看到的是：
农民真老：基本上是老弱病残者呆在农村，种田种地的农民平均年龄大约50岁以上，40岁以下几乎没有人会种田种地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把绝大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卷入了城市，二十多年的民工潮，留下来的呆在农村的，仍然以种地为生农民，主体部分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也就意味着将来没有人会种田了。
农村真空：过去一些年说，农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部队”，现在到农村看看，只剩下“九九”部队了。农二代，如果不是残疾，不孬不傻，基本上都能够上学，上学后也基本上留在城镇，不会留在农村种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约在3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53%。也就是说有16%的人口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很明显，农村社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农业还是危险：农村土地抛荒现象比比皆是，或者短期耕种，已经进城农民工，在种植和收获季节，匆匆忙忙回到农村抢着种上庄稼，其余所有农田维护全部交给老人，主要依靠农药和化肥维持产量，土地板结，农药污染越来越严重。虽然，有关媒体报道，年年大丰收，真不知是如何丰收的。即使丰收了，农药残留，土地污染，长期依靠高投入，维持高产量，将来农业怎么办，仍然是一个危险的问题。
第二，新型城镇化遇到了两难的窘境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绝不是农民工的城镇化，而是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所以，有就业能力的城市，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就地就近城镇化，却没有就业的可能。
从城市角度看，东部沿海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需要劳动力多；但是，只要创造财富的人，不想要负担。城市剥夺农村，东部剥夺中西部，农民工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城市，却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剩余和红利。
从农民工角度看，农民工进城为其提供劳动力可以，但是，要享受城市的公共福利，却不可以。农民工就医、养老、子女上学，想在城市里达到与市民一样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
所谓的半程城镇化，无外乎就是只允许农民到城市来为城市建设服务，就是不能够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和公共福利。
城市政府不愿意负担城镇化的成本。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平等公共服务投入来看，在上海，如果一个农村人口进城可能是三四十万，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可能二十万上下，一个县城可能是几万。而且，还有很多类别人口城镇化问题，譬如，本地农民城市化，外地农民在本城实现城镇化。很多发达城市，外地人口和外地农民工已经超过本地人口。这些城市只想享受人口红利，不想承担责任和负担。
说没有城镇化，他们已经在城市；说城镇化了，他们还不是市民，没有享受同等市民待遇，更谈不上同等国民待遇，更更谈不上同样享受改革发展的实惠。
第三，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使命完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的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大锅饭会饿死人的，这是共所周知的事实。当然，也有稳定农村、稳定农民的目的。现在看来，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其一，已经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已经无法从农业中获得。他们的收益主要来源已经变成进城务工或经商收益。只是出于老年农民的朴实本性，舍不得让田地荒了。四十岁以下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这种想法了。
其二，已经无法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了。
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市场化，农民学会了“用脚投票”，哪地方有工可打，哪地方有商可事，就去那里，虽然，离妻别子，无法赡养老人，只要能够挣到钱，还是克服一切困难，甚至抛弃天伦之乐，也去闯闯天下。
其三，已经无法稳定农村经济发展了。
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业生产用工成本快速提升，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基本上无法保证种粮食是赚钱的，很多农村农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唯独尚存意义在于农民工老了，可以回到农村有一块地可种，不至于饿死。
第四，农业现代化客观需要农村改革
农业现代化是新老两个四化中都提到，然而，依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那只能是维持小农经济模式，制约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客观需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
首先，农业现代化需要规模化。
三五亩土地、三五十亩土地、三五百亩土地，都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三五千亩以上方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效益。而现状是，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3-5人）中拥有的土地大约平均不到十亩（每人口一亩三分田），这样的规模如何实现现代化？
其次，农业现代化需要机械化。
很显然，没有规模化，就难以实现机械化。尽管这些年政府大力提倡和支持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发展，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农业生产活动无法实现机械化。
再者，农业现代化需要科学化。
科学选种、科学种植、科学施肥、科学打药，等等，等等。在单家独户小农业生产模式下都是无法得益实现的。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支持，很多种业公司、肥料公司、农药公司也给予了大量的投入，都有为“规模偏小”“农民分散决策”所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制约农业现代化，土地碎片化，决策分散化，再加上农民老化，缺乏文化，科学化发展难上加难。
更为重要的是碎片化农业无法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总之，造成以上问题，在于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社会体制双重障碍。所以，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
全面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农业的价格“天花板”、成本“地板”，补贴“黄线”，生态“红灯”，均要求农村经济体制必须来一次全面深入改革。当年“大包干”，试点仅仅用了1-2年时间，随后，就在全国全面推广。自此以后，中国农村改革有大量试点，但是，只试点，不总结，很少推广。过于强调因地制宜，缺乏通盘考虑。尽管出台了若干份1号文件，但是，多数为试点，多数为政策，缺乏系统的改革。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根本体制没有改革创新。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亟需顶层设计。
第一，土地确权，完成承包经营权界定。
这是从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工作，本着尊重历史、注重现实、有利生产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原则，真实地将所有土地明确权属、清楚界址、搞准确面积，在二轮承包基础上，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让每家每户农民手中有权，心中有数，自主处置。
第二，创立土地股权，优化资源配置。
在制度创新上要做好文章，农民手中有了承包经营权证书，还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创立土地股权，类似优先股模式，凡是承包经营权转移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均已“类优先股”方式，保障其基本收益，稳定农户利益，还不能参与决策。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经营不善，亏损资不抵债时，农业企业破产时，不得拿农民土地股权抵债或其他任意处置农民土地股。
第三，推进土地规模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业出路在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农业基础论（传统派）和新农村建设论（新传统派）都是无力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有走市场决定的农业经济发展之路（市场派），才是出路。也就是市场决定的，农民“用脚投票”，城镇化趋势，农业走现代化道路，才能够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符合农民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第四，稳定农民土地收益，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十多年前，免征农业税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凭什么，农民不交税。好像农民占了好大便宜。那如果让农民拥有稳定的土地收益权，一定也会说，为什么?请大家不要再问。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国名待遇”。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开始，这三十年，中国一直依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夺农业剩余，来发展中国城市经济，可以说，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农民一担一担挑出来，一肩一肩扛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亿农民，离开故土，抛开家庭，离妻别子，扛着背包，不要任何福利，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支撑中国第一贸易大国（低价中国制造）做出了巨大贡献。土地本来就是农业生产要素，农民的生产资料，稳定农村、稳定农业，必须要稳定农民的土地利益。
全面启动城市社会体制改革。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学理论全面解读了“发展”的内涵，“发展”是落后国家走向富裕国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全面进步。
可是，被很多官员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增长”在发展经济学中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已经很协调了，只要关注经济增长即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追求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甚至用GDP增长作为考核干部的首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社会、科技、文化等都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甚至是不要的地位。抓发展，就是抓经济；抓经济就是抓工业。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生产过剩，而社会事业出现了严重不能够满足需要。迫切需要通过推动城市社会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产品，来启动需求，完成新型城镇化任务。
首先，城市公共品严重短缺。
据调查，某省会城市的一个主城区，已经出现数千名小学生没有学校可上，中小学教师缺编数百人，进城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大量的进城农民工子女不是无学校可上，就是高价上学；要么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要么进城后寻找私立学校高价上学。所谓校区房，成为市民抢购的短缺产品。医院没有床位，托人找关系，最多也只能够弄到一张走廊上搭建的临时床铺。养老场所，就更为严重，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养老院。
其二，城市扩张数倍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微弱。
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工业，招商引资，特别卖力；而对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供给不感兴趣，或者应付了事。到处兴办开发区，一届领导要做一个开发区，好像没有搞新开发区，就没有政绩，就是执政无能的表现。
圈地搞开发区，补贴投资者，免征税收，先征后返等各种变通政策的策略应有尽有，就是不愿花钱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职能严重错位，该做的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不去做，不该做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却大力做。不仅错位了职能，更主要的是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经济健康发展。
其三，城市社会体制僵硬阻碍城镇化。
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缺乏创新，缺乏与新型城镇化大趋势配套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多年来，也做了大量的试点，但还是只试点，不总结，不推广。到处都提“先行先试”，就是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统筹考虑。
五花八门的政策，五花八门试点；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土办法。严重阻碍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本地利益、本城利益、部门利益，就是没有新进城人（主要是进城农民）的利益，甚至在剥夺进城农民的利益。
其四，忘记了公共产品供给也能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新型城镇化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纯粹的为GDP增长而发展经济，既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常识，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不利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健康发展。众所周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会产生乘数效应，驱动经济发展。在当前生产严重过剩，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形势下，抓住对公共产品投资的牛鼻子，自然能够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发展。
所以，中国迫切需要再次启动“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通过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让农民通过土地股权入股农业企业，让资本进入农业发展规模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效率；让农民基本利益有稳定保障，让进城农民安心入城。
通过城市社会体制改革，加大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让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从而解决了“五化”中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有利于“绿色化”。
所谓工业化，是包含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内容，只不过在中国的政界和部分学界人士，错误地理解了工业化的真正内涵，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独立与工业化平起平坐，那是一知半解，望文生义的错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