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产更高产是个永恒的主题”
——专访“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目前我的超级稻攻关正在向每公顷16吨迈进，我很满意但并不满足，我还要向每公顷17吨、18吨继续发起冲击。追求高产更高产是个永恒的主题。”6月15日晚，正在北京开会的“杂交水稻之父”、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接受本报采访组专访谈到他的超级稻梦想时说。
这种对生物极限潜力的不断追求，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有人说，超级稻攻关成本太高，农民种不起，划不来。袁隆平回应说：“要知道，科研攻关和农民种得起那是两码事、两个思路，不能用纯经济的思路去考虑问题。科研攻关在经济上也许划不来，但是它的科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一种技术储备，一种可能性，也为大面积单产的不断提高探索路径。就像奥运会冠军，国家培养一个金牌运动员也是花了很多钱的，你能说这个划不来吗？”
当前，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越来越大，在超级稻攻关上，袁隆平也在寻求更集约、更“绿色”的方式——随着消费需求及加工的多样化，兼顾产量、质量和资源节约。袁隆平说：“不同的人对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有人喜欢吃软和一点的，有人又喜欢吃硬一点的。南方人就爱吃米粉、米糕。”现在超级稻的品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有的已经达到二等米质标准。在资源节约上，袁隆平也有更多考虑。“说到水稻的耗水量可能会吓你们一跳。”他说，“现在我们生产600公斤水稻需要600方水，就是说1公斤水稻需要1吨水。但是我国水资源短缺，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袁隆平介绍，在湖南的一些试验田里，通过种植节水品种、采用节水技术，600公斤水稻需水量已经可以降到三四百方。
“我有一个让杂交稻覆盖全世界的梦想。”袁隆平说，我国的杂交稻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约为1.5亿公顷，假如一半种上了超级稻，每公顷至少增产2吨，那么世界稻谷产量可以增加1.5亿吨，能养活几亿人。向世界推广杂交稻的重要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二是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三是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袁隆平呼吁，国家要出台系统的发展计划和支持政策，帮助种业企业“走出去”。“不要怕资源流失，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品种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在这个基础上，要像高铁‘走出去’一样，鼓励和支持企业把我们的水稻好品种、好技术推广到更多地方。”他说，“不能是散兵游勇‘打游击’，而是要从国家层面上制定杂交稻在国外推广的整体计划。”
袁隆平笑称自己是湖南“精神首富”，依然生活简朴。他穿着最普通的深色西装、半新的皮鞋，“我最贵的一套西服700块钱，还是15年前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台领奖买的。”几个月前，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5151万元的高价买断“袁隆平冠名权及肖像权”，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了呢？袁隆平伸出手来比划说，这笔钱现在他们已付了40%，其中分给了穷亲戚朋友一些；剩下的主要作为所长基金，奖励科研人员；同时，还向两个母校捐助了助学金，鼓励贫困学生好好读书。
高产攻关是一种技术储备
本报评论员
一位耄耋之年、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为何还要如此孜孜以求，始终坚持育种科研不断突破？我国的超级稻育种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何还要如此努力矢志向上攀登；从亩产800公斤到900公斤到最新的1026.7公斤，试验田中这一点点数字的变化价值究竟在于何处？
在袁隆平的“梦想”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近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充分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但是，未来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还会不断增加，可用于农业的耕地、水资源还会减少，要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根本出路在于科技，核心就是要加快选育一批适宜本地特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于此，育种科学家们责无旁贷。以更广阔视角来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产优质新品种，对中国“走出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届时，中国人回应世界的，不只是我们能否养活自己，而是我们有能力为更大范围处于饥饿阴影之下的人们贡献力量。
高产更高产，这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生物极限潜力的不断追求，也是一个科学家对于家国使命的责任担当，更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
诚然，专家产量不能等同于农民产量，但是，科研行为本身不能简单用经济活动来考量，高产攻关作为一项技术储备，科学价值不可估量；科研育种必须要适应消费加工的需求，在考虑高产的同时，也要考虑市场，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是整体对品种“高产”特性的追求始终是育种家们的第一追求。我们要以更长远、更宽容、更具有战略高度的发展眼光，来理解和评价科研实践。只有把科技的水平提升了、科研的基础夯实了，人类社会才有不断进步发展的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