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事件一出，几天来上至总理批示，下至社会部门表达，毕节上下紧急筛查，媒体上从讨论城乡二元制，儿童福利制度如何搭建，再到公益组织如何介入，父母的不可替代性……总体看下来，感觉谈论观点的多，找各种原因的多，真正可执行可推广的有效方案少，谈论细节的就更少。所以，我试图从自己接触的实际和细节的层面，也来谈谈“对农村留守寄宿儿童进行心理关怀到底难在哪里”。
开始之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作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有着18年青少年心理工作经验、7年的专职公益人，近3年来机构和我本人专门服务农村寄宿和留守儿童，走访过近百所农村学校，同时也为很多大学和中小学老师提供过心理方面的培训。
超大规模群体性的刚性需求
中国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3000多万寄宿生（其中60%是留守儿童）和205万独居儿童。以贵州省为例，贵州目前有630万农民工在外省打工，留守儿童数量116万。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贵州省有超过40%的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
6月11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有17.5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22.6%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歌路营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是目前唯一一份全面剖析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走访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从心理状况、课余生活、学校环境等多个层面展示寄宿生生活实景，揭示了寄宿制学校学生面临的多方面健康危机。
《报告》中收集的多项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令人担忧，负面情绪较多，孤独感强烈。其中低年龄住校生的适应问题尤其突出，缺乏疏导。在调查中，有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17.6% 的青少年存在抑郁问题，8.4% 的青少年曾想过自杀。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对 2000 名学生的心理测试结果还显示，寄宿生在焦虑水平、社会适应性等方面也比走读生状况要差。
毕节事件作为比较极端的个案，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但留守寄宿儿童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糟糕却长期没有引起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群体的普遍性刚需。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群体的心理需求呢？从近年的政策上看，政府非常鼓励各地方以寄宿学校的模式解决留守问题，大规模兴建寄宿学校，这一方法确实有效解决了留守孩子的安全、吃饭等基本需要。但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仅仅停留在了盖宿舍、食堂等硬件上，而软件的建设，比如生活老师的配置，学生心理的关怀，校园文化生活的丰富等会对儿童心理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投入少之又少。简单说，政府没有经验和好的解决方案，社会体系不足以支撑，学校教育部门有很多的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学校和老师的限制
在我几年间近百所学校的实际调研中，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心理咨询老师。即便设有心理咨询室，门也是锁着的。况且，老师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他们往往担任多个学科教学任务，每周20多节课程，还要承担作业自习和很多行政事务。如果是寄宿学校，老师更要白天上课，晚上做生活老师照顾孩子起居。在毕节事件中，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老师已经多次前往几个孩子的家，也给学校提交了情况报告，但是最终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昨天的新闻报道，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部门多名领导被免职，四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受到相应纪律处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当粗暴的，这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无益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解决，只会成为一线老师身上最后的稻草。
另外，学校和老师缺乏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在一次农村调研中，晚上熄灯之前我听到楼下传来“啪”的一声，跟着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哭着跑了上来。原来，她的热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去清理现场，十分钟过去了也没再过问小女孩。我对此也表示理解，毕竟一个生活老师管着一百多学生，她首先考虑的是不要让碎片伤到其他人。
后来我去到了小女孩的宿舍，发现她还在哭泣，就问她：“是受伤了吗？”小女孩摇头。“是担心晚上没有热水用吗？”小女孩仍旧摇头。“那你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呢？”终于，小女孩说出了她的担心，“害怕周末回家妈妈打我。”当时我建议班主任老师第二天亲自联系小女孩的母亲，不要对她太过苛责。
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量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绝大部分农村老师没有接受专业的心理训练，处理孩子的方法，要不然是惩罚，要不然是简单教育，我在给老师们进行相关培训时，老师们希望的就是得到一个好方法，在遇到孩子各种问题时，最好说两句就管用。而做学生的心理工作最需要的时间，耐心倾听，不批判等等都是同我们的现有教育体系不兼容的。
同时，学校和老师普遍忽略学生心理问题。在调研中我多次询问寄宿制老师，你觉得住校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特别需求。无非就是想家。”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哄哄就好了，自己过一段时间也会好的。
对农村留守寄宿儿童进行心理关怀到底难在哪里
农村留守寄宿儿童急需心理关怀，这几乎成为了共识，每一次留守孩子出现问题，心理关怀的问题就重新被提起。
但是，效果如果呢？在一个国家不从根本解决城乡二元制带来的留守问题，不建立儿童保护制度和体系，在社会社区层面应没有社会组织和NGO提供有效服务，可以说仅仅是心理和社工的介入是很难起到根本作用的。但是即使是亡羊补牢，杯水车薪地做一些工作，我们现有的工作和模式是否有效呢？
毕节政府每年拿出来6000万关怀留守儿童，会把关怀款发放到留守儿童手里，同时给留守儿童配置了帮扶人员。上一次毕节发生五个孩子死在垃圾桶事件之后，也有大量公益组织也涌向了毕节，但是有统计表明这些组织中竟无一家是做心理关怀的。在这一次毕节事件的讨论中，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仅仅给钱，提供物质帮助对孩子心理需求并没有效果，那么怎么样能从物质关怀模式深入到心理关怀？这里需要的是什么？
首先，心理辅导是一件培养周期长、对专业要求非常高的职业。按照国际要求，心理工作者至少要求心理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并接受过几百小时的个案督导。从我们整体来说专业的心理工作者绝对数量非常少，专门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工作者的人数就更是少的可怜。即使在全国重点大学，几万学生中也仅仅有3、4名心理辅导老师。在农村学校，配置专门的辅导老师是一件遥远而奢侈的事情。另外，心理辅导也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以毕节事件为例，仅仅让孩子们打开家门开始沟通，就需要非常专业的技巧和长时间的陪伴，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农村老师的工作职责与能力范围。有公益组织以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在西部农村学校推行驻校社工，起到了一定缓解学生心理，改善师生关系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工作难度较大的困难。
第二，专业心理工作者也有本地化的适应问题。就我个人而言，以往在高校的服务经历并不能直接照搬在农村儿童身上，多次与他们的交流，我不单要面对是否能理解他们当地文化和处境的挑战，更直接的还有地方性语言的阻碍，而且儿童、特别是农村儿童交流的难度也远远高过城市人群和成年人。
第三，目前心理辅导方面的教材和一些内容往往是从港台引进，或者是适用于城市儿童，没有专门性针对留守寄宿孩子心理问题的产品和内容。比如我们的调查研究会发现，孩子孤独感强，适应住校生活难，负面情绪难以处理，遇到挫折解决能力差，这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发。
第四，资金投入问题。本身支持心理方面工作的支持方并不多，不管是政府也好，基金会支持，都希望马上见到效果，同时在资金上也不愿意很大比重投入到人力上，而心理工作的见效往往并不是立竿见影，有需要长时间，愿意在人力上给予足够的投入。
最后，我想表明的是，传统的通过培养心理辅导老师、或者通过培养老师改进留守住校儿童心理工作能力的方法是一个路径很长，成本更高的方法，那么对农村留守寄宿儿童进行心理关怀是否可以用创新的社会解决方案。近几年来歌路营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虽然农村孩子的夜晚没有妈妈的陪伴，但是《新1001夜睡前故事》会让孩子们觉着住校和夜晚不再是孤单。我们调查研究了留守寄宿儿童面临的十二大心理挑战，尝试通过在线的模式，为有需要的孩子推送相关的心理故事视频，并通过视频后的互动环节及时发现孩子的状况和心理数据，可以及时反馈给学校，下一步也会尝试将城市的心理辅导专业资源通过在线方式和农村孩子对接。
当然，所有这些努力也许都不能比的上将留守住校孩子送回到他们父母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