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历来被认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许多相对落后的经济体中，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受到政府的明确保护。相反，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以防土地因撂荒而被别人侵占。由此带来的一个恶果是，虽然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家务农，但是为了保住自家的土地，更多农村人选择务农，于是劳动力分配变得效率低下。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土地买卖、租赁的相关市场通常也并不完善，由此造成小农户过多，而集约化生产的大农场过少。农业生产因此难以实现规模经济。
为了解决产权模糊带来的种种弊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尝试推行明确土地产权的改革。然而，对于这些改革的经济效果，学术界还缺乏严谨而系统的认识。
在最近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 Alain de Janvry 等人试图以墨西哥土改为例，严格地分析土地确权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许多农业劳动力在土地确权后安心地另谋高就，而土地的使用效率却大大提高了。
在 1993 年以前，墨西哥许多农民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但被禁止出售或租赁这些土地。同时，政策规定，假如农民本人没有持续耕种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将被收回并分配给其它家庭。结果，为了守住土地，多数农村人口只能选择务农而非务工，于是收入微薄、且工业劳动力不足；因为土地无法交易，农业生产大多只能以小农的形式进行，生成效率低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业占墨西哥 GDP 的 3.8%，而农业人口却占总人口的 34.4%，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对症下药，墨西哥政府在 1993 至 2006 年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确权改革，先后为超过 360 万户农户提供了土地产权证，并允许他们自由地进行土地交易。
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社区推行改革的先后顺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一个社区内部，一旦改革开始，所有的居民同时享受同等的改革成果，不存在先后顺序。因此，研究者不需要担心在社区内部的样本选择问题，比如那些有权有势的农户是否更多或更早地享受了改革成果。
在社区的层面上，研究者发现，那些较早开始改革的社区（A），与较晚开始改革的社区（B），其 1993 年以前的经济指标变化趋势不存在明显差异。这就意味着，假如 1993 年没有发生改革，A 与 B在 1993-2006 期间的变化趋势也很可能非常接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 A 发生改革以后、B 发生改革以前的这段时间内，B 的发展趋势可以看作是A的发展趋势的一个可信的 “对照组”，即 A 与 B 在这段时间内的发展差异可以看作是土地改革造成的影响。
根据上述思路，研究者利用几种不同口径的墨西哥农业数据，依次对土地确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土地确权以后，农户外出务工的概率提高了 28%，而当地总人口减少约 4%。
研究者随后对数据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并发现了一系列有趣的结论：改革前土地产权的保障性越差（体现为土地边界划分不清晰、土地的拥有者为女性），或者当地的外出务工选择越好（体现为期望的工资越高），则改革所造成的务工人口增加也越多。土地越肥沃，或者拥有土地的面积越大，改革所导致的外出务工增加就变得越小。
同时，利用大量的农业补贴数据以及卫星拍摄的地表数据，研究者发现，虽然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但是土地的合理流转使得农场的平均规模增大、生产效率提高，于是撂荒的土地面积并未因农民人数的减少而增加。这也打消了墨西哥国内一些关于 “土改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的担忧。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关注了重要的经济问题，且方法严密、数据详实、结果可靠，具有较高的价值。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土地确权改革方兴未艾，在思考和评价我国的土地政策时，这篇文章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