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国领导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战略，实际上是看准了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必然，力促城镇化的发展。直到2011年，我国“非农”人口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中国城市化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然而，如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一样，城市化越发展，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的高房价、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等病症，也让人们开始选择“归隐山林”，即与城市化发展特征相悖的社会发展趋势——“逆城市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与“逆城市化”模式相似的发展思路的雏形，比如成都市提出的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三步走策略。在高楼大厦中办公，生活在绿色花园中，是人人的愿望，这愿望或许能在蒲江和南部的发展模式中找到现实的出口。
世界上第一个在村里建城的人：
“人是环境的产物”
他——罗伯特·欧文，是第一个将“在村里建设城市”的设想付诸实践的人。1771年，欧文生于英国北威尔士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兄妹众多，经济条件差。酷爱读书的欧文因为家庭贫寒，十岁就出门打工做生意成为童工，步入社会，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8岁。他拿着借来的钱在曼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幼时贫寒的经历让他特别关注工人们的生活，工厂管理的经验使欧文意识到，环境对人巨大的影响，他便开始致力于提高工人工作环境的质量。他甚至为了更仔细观察工人的生活，将自己的工厂卖出去，让自己受雇于一个更大的平台。
19世纪20年代，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决定在此试验自己的想法，“人是环境的产物”，并根据他的设想改革他的管理制度。他为此建立了一所名为“新和谐”的村子。这个村子里，工人们的家庭都生活在绿树成荫环境优良的社区里，工作环境也像花园一样，同时建设了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学校。欧文就这个村子的经验总结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这种城乡结为一体，乡村里建设城市的模式也随之被广泛传播和效仿。
他的经历后来被20世纪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写进书《城市文化》里，用以验证刘易斯的观点，建筑和艺术展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但是城市首先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其中的基本问题就是城市是否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城市的设计应该是利于人的步行交通和人与人的面对面交谈。
虽然欧文进行的空前的试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成为幻影，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被人们誉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驱。
“田园城市”论异变：
郊区成富人专利
欧文之后，有很多追随者，其中在19世纪末，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英文是“Garden city”，在很多国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埃比尼泽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他设想出一个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城市规模被严格控制，每户居民既能感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又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
田园城市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工业革命后很多西方城市大片产业区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范围，空气污染严重，疫病流行等城市化问题使得田园城市理论应运而生。田园城市理论启蒙了后来很多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如，“卫星城镇论”，“有机疏散论”等，都是该思想演变之下的新思想。
可惜的是，霍华德的想法很完美，但实施建设田园城市过程中并没有实现，反而为城市化扩大，而发展为城郊化做了嫁衣。这一理论开始传播到北美洲之后，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本土经验，改装了这个理论。美国城市规划师立足于最大程度将城市的创造力与乡镇的良好居住环境结合起来，建设了新城雷德朋，然而，美国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从城市化走向了大都市区化，住在郊区成为了富贵名流的做派。与建设田园城市的初衷，“郊区城市”完全是两码事。
芒福德的书《城市发展史》中这样描述，从18世纪开始，郊区就成为了地位的象征，“即使在功利主义者的领导人和封建社会的封臣中，也有许多人都想逃出他们的工业环境，事实上，有了足够的财富能从那个环境中逃出来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这在西方城市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美国西部的几个新兴的主打“田园”标签的城市，比如洛杉矶、菲尼克斯等，因为大马路加独栋花园住宅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整个城市工商业萧条，没有明确的市中心概念，而高能耗的小汽车满街跑，这引起了很多主张密度发展紧凑发展城市的学者的炮轰。
田园城市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时，恰恰又与当时“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的说法不谋而合。田园城市在美国的实践未成功，但这一理论的分支“梦幻之城”理论在中国得以实现，其概念核心是主张城市向空中发展，建立集中式高楼，建设高架桥、大马路为小汽车开路，这早已是中国城市千篇一律的景象。田园城市理论最终成为书本里刻画的海市蜃楼。
逆城市化缘起：
土生土长在美国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就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19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非城市人口增长率超过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大都市区人口在1970-1974年间甚至减少了180万。这是美国170年首次出现的现象，在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而美国人类地理学家布莱恩·JL·贝里，敏锐地注意到大城市发展开始趋缓的现象，并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而逆城市化并不是说，从城市回归到乡土社会，而是因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首先是一部分富人搬出去，然后连带的一些企业、产业开始建立起来，随之一些基础设施就会相应建设起来，而后会吸引更多中产阶级的民众开始从都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交通顺畅，环境适宜，产业园区距离住宅区不远。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
有另外一种观点反驳了布莱恩的提法，认为，逆城市化现象并不是美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趋势，而是因为当时的滞胀危机导致美国一些以传统工业为主，对能源依赖性比较大的大都市区受到冲击，而环境、交通及城市犯罪等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从而导致一些地区失业人口剧增，人口向生活成本低水平的非都市区流动。譬如，当时在世界城市中称霸一方的纽约1973年就出现了财政危机，而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波动比较小，自然有很多人根据经济环境而选择居住环境。该观点认为，70年代是个复杂的年代，逆城市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区域经济结构重组，并不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表现。
从整个历史时空看，“逆城市化”的提出，正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城乡地理位置，政治位置的边界开始模糊的体现。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
中国启示：
为未来城市发展做准备
我国目前尚未发展到逆城市化阶段，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开始在农村置业，进行小规模经营，广东沿海城市居民将户口进行“非转农”;大城市年轻人甚至一度出现“逃离北上广”的思潮，其中不可否认有些是因为我国的某些社会制度，比如户籍制度，但这种与“逆城市化”有关的现象正在发生，同时影响着我国大城市的发展思维，比如成都市长葛红林在2010年提出的成都市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城市发展长远定位。田园城市的定位体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它的产业是现代的、城市是现代的;第二，这个效能是国际化的;第三，它的环境是田园化的。成都城市化在2007年就已达到62.58%，是四川省水平最高的地区。预计2015年之前，成都城市化率将超过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在这个大环境下，田园城市的发展定位下，第三圈层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成都市远郊的三圈层蒲江和南部县就是两个各有特色的经典样本。
在这里，远离了喧嚣嘈杂，浮躁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蒲江和南部的现代农业一派欣欣向荣，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融互动，整齐宽阔的街道，排列紧凑的高楼也散发着时尚新潮的气息。两者都有区位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瓶颈，但借“世界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的机会，两者都在生态经济上确立了差异化发展、特色发展之路，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红利”，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逆城市化的潮流铺路。
正如布莱恩·JL·贝里书中描述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与人口集中化的进程，是通过逆城市化的进程实现的，它在分散人口的同时，用更小规模的城市、更低密度的人口分布、更高度的社区统一度，形成了更广阔的互相依赖的城市体系。
在高楼大厦中办公，生活在绿色花园中，是人人的愿望，这愿望或许能在蒲江和南部的发展模式中找到现实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