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正月初三，在网上阅读了郝伟先生“到底谁才是杂交玉米之父！”的博客文章（http://blog.sina.com.cn/sdslysmfzy），我试图写评论，无奈在新浪博客发帖需要事先登录和注册，我不会，只好作罢。于是在自己的博客里写成下面的帖子，与大家分享。
现如今，中国社会有两大弊病。企业家没远见和知识分子没良知。
企业家没远见，还不太要紧，此乃当今中国民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短时间内从几千年前周开始的封建统治，然后历经秦以来两千年的集权专制统治下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次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大舞台和刚刚脱离贫困，步入小康时必然会出现的历史现象。不妨说他们突然面对现代社会表现得束手无策。一些人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财富，他们的生存意识特别强，却不适应现代文化，至今没有培养出贵族精神。他们中许多人身上带着传统落后文化的痕迹，没受过良好教育，尚未真正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更缺少无论现代还是传统优秀文化之熏陶。人们最容易接受和表现的依然是传统文化的落后积习。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基于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文化相融合，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体系。改变落后文化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需要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历经几代人时间慢慢积累，才能创造出现代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没良知，则属于现代退化。这本是不应该出现的当代特色。近代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未必与基于现代生产力的西方现代文化不相容，中西文化碰撞总会产生耀眼的火花；但现代生产力与落后文化的冲撞却养育了不正常的价值观，这其中如果有一个文化倒退的调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现代民粹主义就必然借机造就和维持一支混合的落后文化。“文化大革命”就属于民粹主义鼓噪的混合文化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抵制与否定。这说明，在物质现代化过程里，文化进步是缓慢和曲折的，需要一个文化与价值观体系逐渐理顺的过程。现如今，很多“知识分子”刚从社会底层爬上来，没有传承，尚未找到良心的位置。以后会不会找到良知呢？难说！恐怕也需要若干世代重新积累与传承，但迟早要发生。在这缓慢的积累过程里，希望当代知识分子不要贬低了自己的灵魂与价值。
企业家没远见，可以慢慢扭转，睡狮总会苏醒。缺乏远见是近代历史特点，有深层次的原因，不完全是少数企业家群体的独有特征，也不完全是社会和经济原因。企业家以及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用几代人的努力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文精神，需要接受更精深的专业和人文教育，需要从孩提时代开始，用一生经历培养贵族精神，逐代积累，否则，在国际交往中经常会因为缺少常识和远见卓识而败下阵来。
我们应该意识到，企业家赖以存在的现代生产力和社会基础、现代文化和良好的教育背景都已经现出曙光，一切都在演变之中，但需假以时日，逐渐积累，再怎么着急也急不出个样儿来。作为企业家，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弥补缺陷。这也是竞争！如果实在弥补不过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便不可能继续发展，甚至会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出路是……。答案还是自己想去吧。想明白了，说明已经开始有点远见了。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后的大环境里能否积累起做人的良知呢？这问题复杂。由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泛化（即大量以利益集团为背景的专业人士被故意混淆进入知识分子行列），或某些知识分子贬低了自己，使这个愿望成了未知数！或者说，孱弱的优秀文化被利益集团和强大的落后文化所稀释，因此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新的文化转折与平衡。
我们还是看一看李竞雄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吧。
李竞雄先生1947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随着历史变迁，李先生不得不暂时弱化了对基础理论的兴趣，转向应用技术研究，这使得李先生开创了中国现代玉米育种的新时代和新天地，却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作为当时年轻的海龟学者，成为中国杂交玉米育种的开山鼻祖，他所面对的杂交育种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信息流是从高端向低处流动，就像今天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位置相仿。李先生是站在高处向下俯视中国的玉米育种，大势所趋尽在掌握之中。但那时候宣传、研究和推广玉米杂交种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对来自苏联的歪理邪说，至少在玉米界这个圈子里没人能够像李竞雄先生那样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科学真理和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清华有个李景均教授于1949年取道香港去了美国，成了世界著名的群体和数量遗传学家。当时，留在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教授（如我的硕士导师）仅仅因为坚持科学真理和历史真相被打成右派。前车之鉴，人们不敢再坚持。后来玉米界的专家教授和李先生的弟子们，在这一点上没人能比。至今也没人能比！（上海复旦谈家桢教授例外，他巧妙周旋，说服毛，扭转了遗传科学在中国的命运。）
李先生身后的所有弟子们看待杂交玉米育种都是从下往上仰视，这就好比今天的育种者看待跨国公司的育种技术和种质资源一样的心态。只不过换了角色。当然，时代不同，没必要纵向比较，但国内外调查研究和横向比较仍然是必要的，特别是文化之比较，对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规划未来，有决定性意义。
李先生的弟子是在学术界正本清源之后，基本上搬掉了压迫在遗传学之上的政治大山和在李先生的正确指导下，从事玉米杂交育种并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就，包括后来玉米育种的所有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此种种……。当时，印度的杂交玉米育种比中国起步早，推广面积超过中国，但印度有一个地位很高的海龟学术权威，他不相信落后的印度农民和农村社区能够接受杂交种，压制了玉米杂交育种研发。这导致印度杂交玉米育种迅速滑坡，推广面积从20%减少到几乎为零，直到若干年以后原本农村经济很落后的中国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推广了玉米杂交种，印度人才又奋起直追，赶上了中国的步伐。这说明，指导思想与方向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李竞雄先生这样刚正不阿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确指引，如果中国专家和教授也都秉持印度学术权威那样的保守和当今知识分子的自我心态，或者面对政治压力与巨大的国内外反差而茫然不知所措，中国玉米产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
李竞雄先生对中国玉米科学的贡献绝不只这一件事，还有抗病育种、雄性不育、种质改良、品质育种、高密度抗逆育种和杂种优势研究等。李先生在这些方面都高瞻远瞩地指导了中国玉米育种，在很多方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印度的学术权威不是有没有良知的问题，而是西方的书读得太多，对本国农民和本国种业失去信心，更缺少改变社会落后面貌的勇气和能力。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处于蒸蒸日上的氛围之中，但后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摧毁了良知，摧毁了科学的价值观体系，压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这是与印度的根本区别。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如何做人，但反普*世的特色价值观与利益搅合在一起，却朝着另一个方向扰乱了人的内心世界。
就中国种业来说，玉米育种的理论、方向、技术路线和种质改良与创新，原本是简单明了和很容易摆正的事情，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专家、教授和院士，非要歪嘴念经。他们未必不知道正确的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但基于混合的落后文化而支撑的双重利益集团却故意扭曲理论与方向，这就表现得很没良心。李先生对中国农业科学的巨大贡献，在1993年以后突然发生断崖式阻断，在中国种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导致育种技术大踏步倒退，则是令人扼腕和痛惜的。但这次阻断与政治无关，只反映了宗派利益和学识水平。包括生物技术对数量遗传学和常规育种的冲淡也只是宗派利益的冲突。随着先进生产力扩大，先进文化必然在青年人中逐渐积累，最终改变特色知识分子的心胸狭小和愚蠢无知状态，到那时，种业的先进生产力会以更快的速度，健康地发展。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是中西合璧，原本以天下为己任，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既混淆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又扼杀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知识分子”丧失良心或许有利于稳定，但压抑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尤其抑制知识创新，对文化和艺术创作更是致命打击，即使对应用技术研究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来说，“知识分子”失去良心或许能得到更多好处。
附件：
到底谁才是杂交玉米之父！
谁是“杂交玉米之父”？
(2015-02-18 08:22:07)
山东省临沂市民丰种业郝伟
http://blog.sina.com.cn/sdslysmfzy
9月1日《晚间新闻》报道“十八大”农民代表、农民育种家李登海事迹。我很熟悉他而且敬重他。他培育的玉米杂交种掖单13，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报道称他为“杂交玉米之父”，这是记者的科学缺知，也是对李登海名誉的玷污。
农业科技界的人都知道，最初把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玉米并配制杂交种，是在20世纪初期。1908年，伊斯特、沙尔遵循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原理，研究发现了玉米的杂交优势；经过若干年，琼斯解决杂交玉米的制种难题；又经过若干年，华莱士创建了先锋种子公司并使杂交玉米种子产业化。后人尊称他们为“杂交玉米之父”。这个荣誉称号代表的是一个科学家集体。
再说中国。把过去几十年因培育玉米杂交种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人按获奖时间排个顺序：景奉文（自330）、李竞雄（中单2号）、吴纪昌（丹玉13）、姜惟廉（沈单7号）、集体（黄早四）、许启凤（农大108）、李登海（掖单13）、堵纯信（郑单958）、程相文（浚单20）。他们培育的杂交种都为中国玉米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若按种植面积来说，郑单958年种植最大面积超过7 000万亩，若按种植时间来说，中单2号连续20年经久不衰，直到2006年全国种植面积还有200多万亩。
进入新世纪，玉米科技界弥漫虚夸浮躁之风，媒体给名人“戴帽”成风。例如给一些人戴上“杂交玉米之父”、“高油玉米之父”、“高蛋白玉米之父”、“紧凑型玉米之父”等等的帽子，业内人士对此“噱头”都嗤之以鼻。著名玉米遗传育种家李竞雄先生在世时曾有媒体称他为“杂交玉米之父”，遭到李先生的严厉批评。
（插科：在一次玉米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老玉米育种家一拍桌子说：差远啦！他（指李登海）要是自称“杂交玉米之父”，我就是“杂交玉米之爷”了！）
（老张点评：不必理会，也不必在这种小事上置气。何况某某之父的说法并不是李登海自称的。只要李登海别把记者写的吹捧文章真当回事，就OK了。何况科技界弥漫的虚夸浮躁之风，根源还是来自高层，来自管理层。若要打板子，首先打在高层烧包的屁股上。）
有位刚进门擅长戴帽命名的人说：称李登海为“紧凑型玉米之父”，可以吧？不可以。糊涂。一是，为什么一定要称为“之父”?确切地说应该称为“之儿”！二是，这“紧凑”二字源始也和李登海不沾边。最早和“紧凑型玉米”挂钩的是莱州市农科所，上世纪80年代育种人潘淑英，从县粮库进口的配给大豆中，很不容易地挑拣出若干玉米粒，培育出著名的自交系U 8112，育成公认的株形紧凑玉米掖单4号。90年代这个品种面积很大，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李登海从U 8112选育出自交系掖478，后来育成获科技进步奖的掖单13。（参看作者《中国玉米科技史》）堵纯信从掖478中选育出郑58，后来育成了郑单958。这说明，玉米育种的每项成就都是后人沿着前人的足迹逐步攀登。
（老张点评：“擅长戴帽命名”概括得很形象，其特点就是拍别人马屁，长自己的脸，贩卖自己的愚蠢。无奈地方政府和农业部、科技部至今还很买这种人的帐，这就有点不妙。所以，科技界的价值观体系是管理层给搞乱了的，形成好坏不分，是非不分的局面，这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助长了不良风气。）
科学研究，贵在求真。虚心使人进步，务实赢得尊敬。
爱之深，责之切。古人云：“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希望中央电视台和李登海先生能正本清源，主动地向社会澄清“杂交玉米之父”不实之词以及浮夸功利的行为和作风。
（老张点评：这最后一点似乎与李登海没有关系，只要他不理会，别出来辩解就与他无关。中国有许多靠拍别人马屁而给自己长脸的文化人和专业人士。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官员，还有不懂事的媒体人，也包括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士或许还包括一些需要显示政绩的其他官员。作为企业家，只要经常听取周边人的意见，哪怕意见不正确也过脑子想一想，使自己少犯错误；企业家还要听取其他领域专家的意见，争取做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这就够了。即使做不到，也不必介意。那是历史造成的，就留给历史去解决。而知识分子丢了良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恐怕也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