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陶光远）去年底，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心工程是建设一座大型垃圾焚烧厂。
应该说，北京市政府和下属公共企业在涉及广大市民利益的重大工程建设事项上的这种尊重公众意见、接受市民监督、依法行政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能够让全体市民参与讨论评估，有助于改进方案，甚至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注意到，公告中申明，阿苏卫焚烧厂的“焚烧烟气污染控制措施效果好，体现了‘清洁生产’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属于国内先进水平”。我还注意到，在2014年12月26日的北京日报发表的《阿苏卫垃圾焚烧环评再公示》的报道中，市政市容委副主任李如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于2014年7月1日已实施最新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要求二恶英排放浓度每立方米烟气含量小于0.1纳克，“这也是欧盟标准，是世界通用的、最严格的标准。” “未来新建和已建的焚烧厂都必须达标。”
我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设计的焚烧废气污染物排放上限与德国纽伦堡市垃圾焚烧厂的焚烧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测量值做了如下的对比：
注：纽伦堡垃圾焚烧厂要焚烧约100万人的区域产生的垃圾，每个月的焚烧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测量值都要在其网页上公布：http://www.nuernberg.de/internet/abfallwirtschaft/emissionen.html）：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垃圾焚烧标准，并不是世界通用的、最严格的标准，而是欧盟最宽松的标准。欧盟各地区的垃圾焚烧标准，都必须根据本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地理气象等环境条件分别研究确定。只有在欧盟人烟稀少的地区，才有可能使用这个标准。而在人口密集区，都会使用比这个标准严格得多的标准。上述引用的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烟气污染物指标就是典型的实例，而德国几乎所有的垃圾焚烧厂，烟气中污染物的浓度都远远低于欧盟标准规定的上限。因此，阿苏卫焚烧厂的设计标准实际上距离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大。
德国垃圾焚烧废气中关键污染物的排放，还在不断地下降。例如，与二恶英排放量密切相关的颗粒物排放（二恶英在300℃以下为固体，是颗粒物或附着在有其它物质的颗粒物上，因此减少颗粒物的排放可直接减少二恶英的排放），纽伦堡垃圾焚烧厂不久前经过技术改造的3号焚烧线，烟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已经低于0.03毫克/立方米，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焚烧烟气的颗粒物设计排放上限为10毫克，两者居然相差约330倍。
垃圾焚烧烟气中污染物对大气的污染程度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1） 垃圾焚烧单位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2） 垃圾焚烧量——这也决定了垃圾焚烧烟气的总量。而垃圾焚烧烟气总量乘以单位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就是垃圾焚烧厂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计划垃圾日焚烧量为3000吨左右，是日焚烧600吨左右垃圾的纽伦堡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量的5倍左右；于是，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焚烧废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相差倍数，就等于两个垃圾焚烧厂单位焚烧烟气中的污染物相差倍数上再乘以5；以二恶英为例，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焚烧烟气中二恶英的浓度上限为0.1纳克，而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焚烧烟气中二恶英的浓度为0.003纳克以下，于是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总量最高可达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33×5=165倍！
3） 阿苏卫所在的燕山山脉山前地带，属于北京市区的上风地带，其排出的污染物，大部分时间飘向北京市中心的人口密集区。且该地区经常出现多日的很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逆温天气，一旦形成这种气象条件，大量集中排放的焚烧废气污染物会造成垃圾焚烧厂附近空气中焚烧废气污染物浓度过高，对公众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
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与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的目标和标准也是相互矛盾的。中国已经拥有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技术，即俗称的近零排放，其部分污染物排放上限为：颗粒物，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35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50毫克/立方米。这些指标都比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燃烧废气的相应污染物的排放要严格得多。但即使如此，为了改善北京市的大气环境质量，北京市政府还是将燃煤热电联供厂改为了燃气热电联供厂，尽管每年要为此多支付上百亿元的燃料费。
因为垃圾中有氯元素的存在，因此垃圾焚烧会产生的颗粒物中含有大量的二恶英，毒性比燃煤排放的废气中颗粒物的毒性大得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北京市却给垃圾焚烧比燃煤近零排放更宽松的燃烧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花巨资减掉了1000多万吨煤炭燃烧发电，却又要增加500多万吨垃圾焚烧发电，排放标准还要比清洁燃煤发电技术水平要低，这显然与其减排大气污染物的目标是矛盾的。
根据北京官方的报道，在北京还要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厂，每天燃烧的垃圾超过1.5万吨，又是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量的5倍左右。如果按照阿苏卫的标准，就意味着，在北京市焚烧垃圾排出的废气中的一些关键污染物，如颗粒物和二恶英，未来会几倍于整个德国垃圾焚烧排出的废气中相应污染物的总量。
北京2000多万人，绝大部分居住在燕山南麓、太行山西侧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密度超过2000人/公里。因此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量，平均到每平方公里，浓度非常高。
因此，应该就北京垃圾的清洁处理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和评估，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找出既安全又经济的系统处理方法。
世界上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有两个流派，一个美国的填埋流派，美国至今基本上对垃圾采用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另一个是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焚烧派，但对垃圾焚烧的安全性非常重视。而德国在上世纪也是以填埋为主，经过很多的技术研发，在上世纪末垃圾焚烧技术取得大幅度进展、将焚烧烟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分别减少了1~3个数量级后，才与2005年彻底转为焚烧。
首先，如果垃圾要焚烧，需要尽快组织研发或引进达到国际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并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焚烧技术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之前，禁止使用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垃圾焚烧技术。
中国的高铁技术就是在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国产化的。国际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并不比高铁技术更昂贵、更难掌握。中国高铁是按国际最先进的标准设计建设的，北京地铁也是按国际最先进的标准设计建设的，为什么北京市的垃圾焚烧厂就不按照国际最先进的标准设计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焚烧废气污染物的控制，应该比高铁和地铁速度与舒适性重要得多。
如果一定要焚烧垃圾，把北京的垃圾运输到河北省海岸边合适的位置焚烧对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的污染要小得多。例如，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海岸的东南角，可以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厂。那里三面环海，常年风力较强，在高空常年受环球西风的影响、在低空主要受西北风和北风的影响，绝大部分焚烧废气的污染物飘向环境容量极大的渤海内。
在国际上，垃圾的长途运输一般采用密封集装箱。中国铁路的基本运费为0.13元/吨，北京每年500多万吨的垃圾，运输到距北京200多公里的曹妃甸，基本运费不过1.5亿元左右，就算加上各种附加费用，估计运费也不会超过6亿元。考虑到北京为了减少每年1000多万吨的燃煤，就要每年多耗费上百亿元人民币，那么每年花6亿元人民币消除500多万吨垃圾焚烧带来的大气污染，这点儿投入与效益相比，就是太值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曹妃甸这样的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厂，对河北省的污染反而比建设在北京对河北的污染要小得多，因为80%以上的烟气污染物都飘到海上去了。而在北京任何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厂，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刮，烟气中的污染物输出给河北省的那部分大于20%几乎没有什么疑问。
当然，垃圾填埋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从大气环境保护的角度，填埋是一种安全的方法。填埋的主要担心是填埋场的污水泄漏，尽管现代垃圾填埋场一般要做两个防水层，两个防水层之间填充道砟，并从两个防水层之间抽出高浓度的污水进行处理。但距北京200多公里的北部，就有人烟稀少、降水量很少、地域辽阔的荒漠。由于降雨量少，蒸发量大，在垃圾填埋场顶部有防水层的顶盖上的降水，绝大部分会蒸发掉，给填埋场内的垃圾几乎没有补水，因此大大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污染威胁。
当然，减少垃圾污染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实现垃圾减量。这项工作北京市推行了多年，成效甚微。在这方面，德国是教育传播与强制措施并用。在德国，居民需要对所抛弃的需要焚烧的剩余垃圾支付高额的垃圾处理费，而其它可进行回收处理的垃圾，以及可进行发酵处理的餐厨垃圾，则不需要缴纳垃圾处理费或只需要缴纳很少的垃圾处理费。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开展技术研发，试点和示范工作，改变目前垃圾减量工作进展缓慢的状态。
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城市建设要适度超前满足未来需求。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设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因为泄漏现在不得不准备将填埋场内的陈腐垃圾重新挖出来进行处理，这个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吃一堑该长一智，不应再重蹈覆辙。■
作者为德国能源署（dena）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合作成立的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