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黄世仁对杨白劳这么说。
且不说万恶的大地主如何为富不仁，我从祖辈的故事里知道，过去的小地主家也确实没什么余粮。我母亲说“过大年，地主家吃饺子过了破五”，是被人羡慕的，一般人家只有除夕一顿饺子，区别仅此而已。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社会，家庭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的科研领域也存在“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感慨。为什么科研人员都在不停地申请经费？其根本目的就是攒点余粮，在青黄不接或年份不好的时候能抗一阵子，其心也可怜。所以在竞争性经费面前，展现的只有丛林法则,没有丝毫温情与礼让。
在一个普通的研究所，假如一个小课题组有一个研究员、一个副研、三个中级、十个左右研究生，在不买大的仪器设备情况下，在人员费用和物价不断上涨逼迫下，一年的开张费用一百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中国有多少科研人员能保证每年稳定得到这么多经费支持？残酷的现实是，课题组一旦赤字，就意味着很可能解散，人员自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所员工美其名曰为“国家事业编制”，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企业员工。这种压力是巨大的，因此课题组必需使出吃奶的劲儿争取经费，多多益善，不怕活干不过来，就怕钱拿不回来。这样，大量经费实际上沉淀在研究所的账户里，不能发挥作用，造成极大浪费，就是便宜了银行。
不仅如此，科研经费沉淀意味着获得的经费超出了实际需求，当然任务量也超出了科研人员的能力范围，人员就会心浮气躁，静不下来，钻不进去，结果造成大部分项目都完成得不好，怎么可能有好的成果？
说穿了，大部分科研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科研人员类似靠天吃饭的农民，缺乏稳定支持，就会缺乏安全感，攒余粮就成了唯一选择。这个稳定支持不仅是稳定的经费支持，更主要的是稳定的人员费用。我们可以帮国家算算帐，如果稳定支持人员费用，国家给一个研究员每年支付工资15-20万元，如果让他自己挣钱自己发，他会给自己发尽量多的钱，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总之这些钱基本都是国家掏的，那么从财政的角度看，很显然不划算，多花了钱，科技投入效果却不好。
研究所在攒余粮，课题组在攒余粮，个人也在攒余粮。攒余粮的结果，一方面大量科技经费沉淀在科研单位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科研单位不停地哭穷要钱。最近两会上有不少院士委员都表示国家的经费投入不足，但请这些委员们看看自己攒了多少余粮？正因为有些单位、有些团队攒的余粮太多，才造成别人没饭吃。为了攒更多的余粮，在国家层面占尽便宜的大牛们一粒“粮食”都不愿留给别人，恰如黄世仁总嫌地少一样，真实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改变科技投入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加稳定的人员支持，不仅可以减少实际的人员费用，还可以稳定人心，让科研人员安心做事，没有后顾之忧。有了人员费用的稳定支持，那么所有科研项目的经费数目都可以降低，因为实际上几乎所有项目的预算都超出实际需求，其差额部分就是被攒下的“余粮”，这部分钱应该很多，看看两会上每年科技预算支出情况即知。一旦砍掉了经费“余粮”，让经费必需全部用于研究任务，国家的科技投入会更高效，就能投入更多的研究方向，惠及更广大饥渴的科研人员，有助于减少科研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当然，增加稳定的人员支持并非恢复吃大锅饭的旧政策。考虑到中国国情，可以通过增加科研人员的科技服务来适当发放绩效收入，使科研人员的收入有些灵活性，也能保证他们的积极性。
什么时候科研人员不需要攒余粮了，科技体制改革才会真正发生作用，真正的创新才会涌现，现在的创新多数是为了攒余粮的应景之作。
至于如何避免稳定支持下科研人员混日子，请待我以后再讲“我们都是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