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供应不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咋解决
浙江探路“农村金融自治”
贷款方便了,额度增加了,农户更守信用了
地处台州市三门县花鼓漫岛的涛头村三面环海。时近初冬,这里的阳光依然温暖。
村里450多户村民,大多数从事海水养殖。村子旁边就是村民各家的鱼塘,阳光下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不时地会见到白鹭掠过。
村民陈华法的鱼塘也在这里。老陈今年已经50岁,承包了一口30亩的鱼塘搞混养。塘里既出青蟹、血蛤,也出小白虾和蛏子。
往年,陈华法只承包了十六七亩的鱼塘,看到这几年水产形势好,今年扩大了规模,租金也高了。“前年一亩塘一年还只要2800元,今年涨到了将近5000元,”老陈说。
再加上种苗、饵料、肥水等费用,40多万元的投入让老陈犯了难,也让他平生第一次贷了银行的钱。
“以前为啥不贷款?”“那时觉得手续肯定特别麻烦,咱在银行又没有熟人,也没啥能押给银行的,想贷就能贷到?急用钱就找亲戚朋友借。”
“那今年为啥贷了?”“方便了呗,想贷款找‘村长’就行。”
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这个变化源自中国农业银行在浙江开展的“农村金融自治”模式试点。
涛头村村主任林小快快人快语,“去年我们村被农行评为‘农村金融自治村’,给了我们3500万元的信用额度。村民有贷款需求时,只要在村里找5位联保的村民,再由‘村两委’审核、公示,农行审核通过,就可以拿到贷款,办理流程非常简便。”
按照这种模式,陈华法贷到了20万元。村里和老陈一样拿到贷款的还有将近200户村民,单户额度最低的为5万元,最高的30万元。
林小快说,“农村金融自治”模式的贷款和以往的小额贷款比,不仅手续方便,额度变大,利率也更加优惠,以月息6.5厘按天计息。而且还考虑到农民用款季节性、临时性强,一次授信后,村民可以通过农行设在村里的自助设备,随借随还,不用不算利息,相当于村民手里多了一大笔活钱。
自从向银行贷了款,陈华法每天4、5点就起来去鱼塘,喂料、清塘、下网,“现在得比过去更上心,耽误了还银行贷款,影响的可不只是我自己的信用。”
“村两委”成为农民与银行间的桥梁,定向破解农户贷款“五难”
一直以来,贷款难、贷款贵限制了农民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台州市银监局副局长毛江锋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银行与农户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说,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在做农户贷款时有“五难”:可贷农户难选、放贷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管、管理成本难降、银行风险难控。
“五难”如何破解?冯建龙说,“农行在长期服务‘三农’的探索中发现,‘村两委’最适合成为农民与银行之间的桥梁。”因为长期扎根在村民之中,“村两委”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管控农村的物权,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时识别农户贷款风险,最能协助银行化解农户贷款风险。
从“村两委”的“五最”破题,2013年下半年,农行开始试点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冯建龙说,农村金融自治,其核心是“六自”流程。“客户自荐”,农户向“村两委”提出贷款需求,经“村两委”公开筛选出诚信农户向农行推荐;“担保自组”,农户提供“村两委”认可的保证人;“借款自主”,贷款经过农行审核签约后,农户在额度和期限内随时通过“惠农通”等渠道获得贷款;“用款自律”,村民对贷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确保贷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服务自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通过“惠农通”机具办理;“守信自励”,农行为每个村、每个农户提供的优先信用额度、利率优惠幅度等政策直接与各自的金融自治情况挂钩,自治情况越好,获得的优惠越多。
针对联保贷款担保链风险时有发生的情况,也有人提出以村民自治、农户联保为核心的农村金融自治,会不会重蹈覆辙?如若一些村级组织凝聚力不强,会不会造成金融权力的滥用,导致道德风险?
农行台州市分行行长金跃强说,农村金融自治在授信额度、试点村选择、服务农户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方案,以防范风险。在授信额度上,农村金融自治进行总量控制,每户一般在10万元以内,根据经营规模最高不超过30万元。根据测算和试点情况看,农户具备偿还能力,不会导致担保链风险。在选择金融自治试点村时,注重村自治结构是否合法、完善,“村两委”的公信力和向心力是否强。此外,村民的信用等信息都列入信用评估范畴。
林小快说,今年2月村委会在村里贴出贷款通知后,一下子有将近300户表达了贷款意愿。“村里定了一条原则,只资助养殖户,想拿贷款办企业、做生意的坚决不批。”看到“村两委”的态度,几十户撤回了申请。“村两委”经过对村民贷款申请详细审议,又否定掉了十几户的申请。
据了解,“农村金融自治”模式试点目前已推广到浙江205个行政村。截至9月底,这些自治村的贷款余额达7.15亿元,惠及农户5858户,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
有助于解决农民担保难题,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带来多重利好
记者调查了解到,通过推广农村金融自治模式,不仅方便了农户贷款,也有助于解决农民担保难题,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林小快看来,通过农村金融自治,“村两委”服务能力和经济自主权增强了,村委村民之间信任度提高了。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创业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意识逐渐增强,对贷款融资的需求愈发迫切。但普遍缺乏有效抵押担保,是农户贷款难的瓶颈问题。冯建龙认为,通过推广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将农户在村内的为人、信用、个人能力、家庭和睦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可以融资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破解担保难问题,降低融资成本,让农户贷款更方便快捷。
按照农行浙江分行出台的《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实施方案》,金融自治村有效期限为三年,其间农行根据农户的守信情况,给予自治村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的优惠。如果村里出现多人逾期或者逾期三月以上未归还贷款等情况,优惠条件会取消,如果不良贷款超过了一定额度,还会启动退出机制。这让村民认识到了“信用值万金”。林小快说,“现在是一人当‘老赖’,全村不答应。因为一户人家的信用会影响到全村的信用等级。”
然而,农村金融自治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冯建龙说,以永康为例,全县有700多个村,但农行的物理网点只有18个,客户经理60多人,有限的人手服务这么多乡村,时间、交通等成本都很高。农村金融自治作为普惠金融的突破口,要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也要让银行实现业务有效益、还贷有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保护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