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路通南北。22公里长、双向10车道的世纪大道，如一条巨龙纵贯福建晋江市。沿路高楼林立、商贾云集，晋江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的沙盘，更是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个“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的壮阔蓝图。
在世纪大道两端，是绿树掩映下红砖白石的村庄。晋江市城镇化率已达66.1%，呈现出“大城镇、小乡村”的格局。而随着产业、人口等出现结构性改变，晋江农村社会问题日趋复杂，乡村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不仅影响社会现代化转型，也制约经济提档升级。
在乡镇企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晋江，深知乡村是城市活力的源头。晋江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没有农村的富裕就没有城市的富裕，没有农村的文明就没有城市的文明。
近年来，晋江市将“爱拼敢赢”的创业精神移植到农村改革领域，逐步打造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了党建引领与群众自治、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有机融合，营造起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乡村新风貌，为新时代的“晋江经验”注入了全新内涵。
人才反哺农村 党建“两翼齐飞”
乡村治理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它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处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前沿的晋江，村经不分的干群矛盾、产权改革的权属纠纷、宗族房头的历史遗留等问题尤为突出，乡村治理面临着新老问题交织的繁复局面。
千头万绪，止于一端。“我们一度把精力放在班子不和、资金不足等问题的处理上，采用派干部、给资金、建项目的‘漫灌’方式。最后发现，这些只是问题表象，人才短缺才是最大问题。”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吴忠刘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最根本的是人才反哺。
人才在哪里？去外面请专家，在本地选“乡贤”。2016年，晋江市启动“人才反哺农村”计划，将选才重心瞄向了从村庄走出去的“晋江商人”，他们大多在外创业经商，有威望、眼界宽、懂经营、会管理，是乡村治理的好人选。
为吸引他们回乡担任村干部，晋江在全国率先创设乡村（社区）治理人才认定机制，给村党组织负责人评起了“职称”，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大幅提高岗位津贴、政治待遇并给予子女择校就读等照顾。
目前，已有55人被认定为乡村（社区）治理人才，9名非现任村干部的企业家参加了农村（社区）治理后备人才培训班，释放出了“村官不是官、村干部不是干部，而是晋江跨越转型最可宝贵的人才”的强烈信号。
磁灶镇大埔村党委书记吴金程去年被认定为晋江特级乡村治理人才，他通过组建治安巡逻队、制订村规民约、进行旧村改造，将原本破败混乱的大埔村治理成民风淳朴、富裕安宁的花园式村庄。
“现在各种津贴补助加起来一个月能有8000多元，比公务员工资还高。”吴金程说，虽然这还是跟做生意时的收入没法比，但造福乡邻的荣誉感可比挣钱有成就感多了，现已把公司交给家人打理，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庄治理中。
“党建引领到位，筑起支部堡垒，才能把人才用好。”吴忠刘说，晋江突出“党建+人才”理念，市财政拨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奋蹄马”行动。
2017年以来，晋江培育先进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65名，引入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博导团队，以美丽乡村、和谐社区、基层治理等为重点定向精准培养；倒排确定32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列出问题表、派驻工作组、成立议事会，市、乡、村三级联动，将问题逐个解决，推动薄弱村成为“奋蹄马”。
通过共同组建联合党组织，晋江每个薄弱村都有1-2个“领头雁”先进村结对帮扶，形成了人才资源共用、以强带弱的“两翼齐飞”局面。
选聘分开防变 村经分离拒腐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民自治居于核心地位。而现实情况是，村干部在村民选举中“当选即担任，一选管三年”，一旦出现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村霸”当选等问题，村民往往无能为力，上级政府也难以直接罢免，自治、民主很容易沦为一纸空谈。
选聘分开与村经分离结合是晋江寻求的破解之道。“这为村民和上级政府找到了监督制衡村干部的抓手，可以有力推动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转变。”晋江市副市长李志强认为。
记者在大埔村采访时，在该村公共服务中心大厅一楼看到，5名身着正装的工作人员在柜台后忙碌着，为村民办理证件、解答问题，如同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一样专业。
“全市所有行政村都建有这样的服务中心，中心设置与村干部职数相同的管理岗位，中心主任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但要先经过考核。”吴忠刘介绍，村干部当选后要符合政治标准、工作态度、能力素质等6条杠杠，才会由镇党委聘用并签署合同，聘期与任期相同。未获聘用或解聘的不予分工、不发报酬，村干部的身份不变却没了权力，实现选聘分开。
为了使村干部工作“有标准、有敬畏”，晋江市委组织部全面清理规范村级组织职能，确定了村级法定的业务性工作、部门延伸的事务性工作、方便群众的服务性工作等3类清单245个项目，实行“一季度一考评”，由镇政府、党员和村民代表进行打分测评，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奖惩，将村民的自治权落到实处。
戒尺既定，奖惩分明。晋江自2015年村“两委”换届以来，392名村党组织书记均获聘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主任，17人因不出勤上班、不服从分工等被劝退。在今年上半年的3轮绩效考评中，村干部考评平均分83.7分，发放考评奖励高达1500多万元。
“选聘分开为村干部‘戴上了紧箍咒’，村经分离就为他们‘穿上了防弹衣’，拒腐又防变。”晋江市农业局局长李友加说，作为国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晋江在改革中积极探索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经分离，通过明晰归属、确权到人，鼓励成立村级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和村级投资公司运作集体资产，镇级设立财务代理中心进行集中审核、统一支付、规范记账，村干部专心村务而不插手财务，极大地降低了贪污腐败的可能。
青阳街道阳光社区是地处晋江繁华商圈的“城中村”，以物业租赁为基础，先后成立村集体经联社、村级投资公司等9家企业，实现村集体经济的现代企业运营，年村集体收入达2500多万元。全村2215名村民作为股东，每人每年可分红5000元，并享有入学、生活、医疗、养老等一系列津贴。
目前，晋江创办村级投资公司66家，注册资金4.6亿元，村集体占股53.2%，企业占股17.5%，村民占股29.3%。公司化的运作增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2017年，全市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2.8亿元，比2016年增加6100万元。
为破解土地征收、招标项目等领域村干部贪腐易发、高发的问题，晋江市纪委建立村级纪检工作室390个、村级纪委3个，实现了村级监督执纪全覆盖，把群众信访地点从镇搬到村，变“上访”为“下访”，把问题暴露在第一线，将矛盾化解在第一线。
破旧俗树新风 行公益乐慈善
沿着宽阔平坦的马路走进磁灶镇前尾村，村旁连片成方的稻田翻着绿浪，村里的小公园中，人们或是歇阴纳凉，或在球场拼抢……一派美丽祥和的田园风光。
“而在2013年之前，村里连条像样的马路都修不起。能有这么大变化，我们靠的是村规民约。”前尾村党支部书记陈孟建说，通过移风易俗极大地减少了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村民将节余下来的资金投入到公园、小学、养老院等公共设施建设上，5年来资金总额竟高达上千万元，获得“泉州市美丽乡村”“晋江市最美村居”等荣誉。
前尾村的“蜕变”在晋江处处可见。目前，全市392个村（社区）都修订了婚丧喜庆的村规民约，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省办，将闽南地区攀比斗富之风扭转成热心公益、乐行慈善的务实行动。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孕育于民间，遵循于乡里，骤然改变绝非易事。晋江民间富裕，“输人不输阵”的面子情结根深蒂固，仅村规民约一纸条文何以取得如此实效？
俗成于下，而风行于上。晋江抓住“关键少数”，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对公职人员和村干部带头从简操办婚丧喜庆活动作出量化规定和惩戒措施。比如喜宴数量从2013年的“一般不超过30桌”缩减为2014年的“单方举办不超15桌、双方联办不超25桌”，“非亲关系不邀请、不送礼”，并纳入年终考核。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晋江农村纷纷对村规民约进行量化修订，对红白喜事事项、范围、时间、规模等每一个环节都作出详细规定，甚至具体到宴席上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确保可操作、可执行。而且，村规民约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实施，办事之前还要由村干部入户做节俭办事动员工作，对违反规定的罚款曝光，从而使移风易俗从“小气候”渐成“大生态”。
堵，终不如疏。晋江人有着爱面子、讲排场的情结，也有着豪爽仗义、乐善好施的性格。晋江市慈善总会向全社会尤其是工商企业界发出了“简办俗事，多行善事”的号召，倡导把节约下来的礼俗资金、亲朋好友赠送的礼金奠仪捐献给慈善公益事业，这样人们既有了面子又行了善事。
于是，行公益、乐慈善在晋江蔚然成风，成为全民新风尚，人人都是“慈善家”。目前，晋江慈善总会累计募集善款近30亿元之巨，成为养老、社会救助等公益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移风易俗既要‘破’，更要‘立’。村规民约管住了婚丧嫁娶，对‘普渡日’等民间节日的大操大办依然无能为力。”晋江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就正视其作为民俗的合理性，没有一禁了之，努力用健康文明替代其迷信落后的成分，在破旧俗中树新风。”
现在，每年农历七月的“普渡日”依然非常热闹，但没有了过去大吃大喝的噪杂。人们在这一天，会走出家门打扫村庄卫生、到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进行才艺展示……原本祭祀鬼神的节日转身变成了晋江城乡居民的“文体活动日”“扶贫济困日”和“环境整治日”。
在大治理格局下，晋江成功扭转了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农村凋敝的趋势，乡野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跃然眼前，晋江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有了行稳致远的坚实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