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采访之时，正值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杨团认为，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同时找到一条能够让专业和兼业小农户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她正在为此忙碌着。
杨述和韦君宜的女儿，共和国的同龄人杨团，已年过花甲，却恨不能一天掰作两半用。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她先是参加了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产销合作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又赶到社科院，给MPA2011级和2012级周末班上最后一节课。每当她标志性抑扬顿挫的声音响起时，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安静下来。
在每一个场合，杨团总会反复提到四个字：“综合农协”。她希望通过发展这种既能帮农民增收、又能给农民带来福利和服务的 “综合农协”，真正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我已经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不做好这件事，我决不罢休。”
于是，在本该含颐弄孙的年龄，这位固执的老人仍在执拗地忙碌着。
一
有很多人问杨团，老听你说综合农协，究竟是啥个样子？杨团就会回答：你去山西永济的“蒲韩乡村社区”看看吧。
从运城关公机场出发，驱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蒲韩乡村社区”的根据地：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村尾一座不起眼的农家院落。唯一可以显示其不同之处的，是门前挂着的各色铜牌。杨团所发起的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也在这里设立了为全国农民合作组织服务的蒲韩培训基地。
记者抵达时，还不到上午9点。小院一楼的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来开会的妇女。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时新的上网本电脑。
“我们正在集体学习，讨论明年的工作方案。”看到记者到来，“蒲韩乡村社区”理事长郑冰掀开帘子，把记者往屋子里让。
在这个“社区”，学习是每个成员必不可少的“义务”。“我们会经常组织小组学习，大组学习，补充新知识和更新观念。像中央一号文件这样和农户利益切身相关的文件，都是我们的学习内容。”
农民还能看得懂这样的文件？一旁的老奶奶笑了：“那咋看不懂，中央文件里的好政策，让我们农民看到了希望。”
“我们的工作能越做越顺，一个重要因素是‘学习制度’。每次要引进一种新的作物，都要邀请农业局的负责人或者专家来给我们培训。在课上，每个人提出10个问题，加起来就是几百个问题。都搞通了，再做起来就是一顺百顺。”郑冰笑言。
二
“蒲韩乡村社区”是郑冰自己起的名字。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由28个合作社、2个有机联合社，还有许多未注册的农技推广、手工艺、老人服务等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合社。
2004年在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郑冰注册成立“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2007年更名为“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不久就难以为继。
郑冰自己分析原因，觉得错误是把唯一的关注点放在经营上。“大家都想着赶快赚大钱。一旦不顺利，就灰心丧气，盘算着退出。”
困难时期，杨团的建议让郑冰眼前一亮。2004年一次培训郑冰就与杨团相识，之后又有过多次交流。
当 时杨团通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乡村实地考察，总结提出了“综合农协”的概念。“杨老师对我介绍，‘综合农协’是20世纪诞生于日本，并迅速在韩国 和台湾地区全面推广的一种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特点就是既做经营，又做福利，为农民提供了综合经济、社会两方面服务的小农户互助组织。”
一开始，郑冰并不理解“综合农协”的内在含义。直到2008年的低谷期，通过自己一段时间的思索，意识到之前的挫败，就是因为只关注生产，而忽视了农民的生活状态。“那时就觉得，‘综合农协’也许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
重新出发时，郑冰做了一份十年规划。其中写到，新的协会，除了做经营，还要服务农民的养老、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由于业务覆盖到了蒲州和邻近的韩阳两个镇，她还自己想出了“蒲韩乡村社区”这个名字。
三
自从2005年第一次来 “蒲韩乡村社区”，杨团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几乎每年都会来上一两次。
除 了自己来，杨团还带来许多北京的专家，给郑冰以及她的团队做培训。2005年冬天，在杨团带领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帮助下，七家全国各地的农民合 作组织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农合之家”，后来又更名为“农禾之家”，意思是农民合作组织之家。当时的“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就是第一批会员。到2013 年，“农禾之家”已经发展了125个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会员，遍布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
“我们对杨老师的关心一直很感动，也很惊讶她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这么关心农村的事业。”在协会里，大部分人对杨团的了解，还仅局限于她讲课时的激情勃发。
杨团的父母，杨述和韦君宜，都是中共第一届共青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1949年，杨述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早已是著名作家的韦君宜则是宣传部的副部长。他们两人后来又分别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编辑。
正因出身于团的家庭，杨述给女儿起名为“杨团团”，寓意是“团的孩子”。上中学后，因为觉得名字太孩子气，杨团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名字，于是成了现在的单名。
在 旁人的眼里，父母全都享受副部级干部待遇的杨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父母用各种方式教育杨团，不管学习还是做事都不可自以为是，不要迷信专 家、迷信老师；天外有天，不能坐井观天；对人要有深厚的爱心。要帮助和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了让杨团了解社会，理解农民，在她15岁的那年暑假，父亲安 排她住到自己四清工作团所在地的顺义农村老乡家里，一个半月内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些都为杨团日后的经历埋下了伏笔。
四
生活的起伏，在让杨团尝尽辛酸的同时，也让她与农村结缘。
1966年那个夏天，杨述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了四年书，当时正读高一的第二学期。杨述在6月初就被打倒，一夜间从“红五类”变成“黑九类”，在食堂吃饭时，还有初一的小同学往她的饭碗里吐唾沫以示鄙夷。
串 联时，杨团为了自我激励，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长征，到父母曾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延安。结果，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她一路上住农家，吃 农民饭，走了3个月，也过了3个月天天和农民在一起的日子。“第一天80里地走下来，脚上起了六大泡，农民大爷用烟袋锅给我一个个烙平这些水泡，让我第二 天能继续上路。”
1968年，学校组织各班到北京郊区劳动。一次锄草的时候，杨团在前面锄，就听到一个农村的大妈在数落她的同学：“就算她爸她妈是黑帮，她怎么了，我看她也没有反动行动呀，你们咋能这样对待她？她是你们的同学呀。”
在前面闷头锄草的杨团泪如雨下。“农民的宽厚和淳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五
杨团最难忘的，是她在云南下乡的日子。
1969年5月，差一个月满20岁的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丙寅分场第20生产队，成了一名下乡知识青年。
当时的杨团已经非常明白，自己的一生要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
育秧、插秧、割谷、犁田、种甘蔗、收甘蔗、喂猪、打猪草，乃至于拖土坯盖房子，她样样活都抢着干。犁田时，七八十斤的犁，还要打赤脚。一月的云南气温也很低，杨团和同伴被冻得在地上蹦高取暖。
虽然只是个小知青，杨团却不满足于只是按照传统方式种田。她专门一个人跑到农场场部找技术员，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
惊讶的技术员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的书送给杨团。在他的指导下，杨团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实验。
“那次的实验最后失败了，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做农业科技实验，失败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后来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不也是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综合农协’实验吗？”
1972年底，杨团离开陇川农场，她的生活渐渐偏离了农村的纬度。从工厂到机关，又从机关考进了大学。留校任教，出国游学。2002年5月，作为中央党校的学员，杨团随队去延安做农村社会问题研究。36年后重回，杨团发现除了房子多了一点，一切和当年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这次行程的4个月前，杨团刚刚失去了她最爱的母亲。韦君宜年轻时，在延安生活了整整9年，一直说延安是她的第二故乡。“看到延安的老百姓还是这么穷，我很自然地就想到能够为农村为延安做点什么。”杨团说。
六
认识郑冰的时候，杨团正在延安的洛川县旧县镇开展自己的 “洛川实验”。2005年，在杨团的介绍下，郑冰也去洛川进行实地考察。
当 时，国家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正在洛川进行试点，因为偏重于大病，报销门槛过高等原因，试点情况并不理想。出现参保率高、补助率低的现象。杨团向当地卫生局提 出，组织“农民医疗合作社”。在自愿的前提下，每人每年交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用作社区卫生统筹基金。缴费后农民在社区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 和检查费则按成本价收取。
农民医疗合作社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机构，旧县镇34个行政村，每个村选举1个农民代表，由代表选举出农村医疗合作代表委员会，由代表委员会再选举出农村医疗合作社的主任和副主任。
这样的模式让郑冰大开眼界。“当时就觉得国家的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但常见病和多发病覆盖不足，农民得了小病往往忍着，才导致大病越得越多。控制了小病，大病也少了。”
“洛 川实验”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切断了以药养医的途径，药价大跳水，比原价低了一半还多，农民的反响非常好，还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支持。经费不够时， 杨团到处拉赞助，还从原本紧巴巴的研究课题经费中省出钱来。可一段时间后，农民的口碑却在下降。原因在于农民合作社无法自办医疗。作为合作方，镇卫生院在 体制未变、政府并不给予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只依靠外来组织和农民自己的资金的情况下，无法持续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杨团一度试图自办公益性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最终也因成本压力太大宣告无果。
“洛川实验”最终失败了。
七
失 败的教训在哪里？杨团发现，要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要，不能不依靠政府，也不能光依靠政府，而农民自治组织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有效 手段。她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多次考察过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她希望从同样是小农户的国家和地区走过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能解决问题的路径。历经数年的研究和 实践，她和她的同伴们选择了东亚“综合农协”的模式，希望“综合农协”能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郑 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蒲韩乡村社区”的范围示意图。以寨子村为中心，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43个村庄。现在，“蒲韩乡村社区”的近一万亩土地，已经通过土 壤转化形成了有机农作物的机械化规模生产。“所有农资，都由协会出门统一购买，直接对接厂家，可以拿到很低的价格。产品也由协会统一销售。这样一来，协会 的会员就连续三年户均收入增长20%，这就是合作经济的魅力。”
在利益分配上，郑冰 也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模式:协会60%的利润将被返还给社员。“不是现金，是返还实物，比如资助农民改进厨房，改进厕所等实物投入。”这个政策不仅体现了 “共同富裕”的理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分享与激励”的方法，调动了农民家庭改善生活空间的积极性，而且有效可持续。“自我发展和自我循环，自我治理， 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靠天，不靠地，靠的是自己。”杨团非常推崇郑冰“靠自己”的价值取向。
八
寨子村是一个典型的晋南农村。
而记者视线所及，最大的惊喜是它的整洁。
犄角旮旯没有垃圾，大路小巷也清扫得干干净净。郑冰说，这其实是“蒲韩乡村社区”带领下做出来的。
2010年5月，“蒲韩乡村社区”集体学习讨论如何对村子的环境进行治理。干事们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问题，必须发动村民，从一家一户做起。最后决定让每户每月交一元钱，由协会找专人专车每周六全天到各户门前收集垃圾。
负责这项工作的任淑列说，在别的地方，这样的“收费项目”并不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但对于经常参加协会活动的会员来说，就比较容易意识到这是好事。一时不愿意交的，看到一年两年下来，村子环境发生的变化，也就愿意参与进来。
到2012年12月，“蒲韩乡村社区”覆盖的所有自然村都开展了这项服务。杨团觉得，这才是农民自主、自治和自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事务的体现，而这一定需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动、支持和管理。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蒲韩乡村社区”的农户入社条件。其中还包括了没有赌博嗜好、尊老爱幼等等。郑冰说，过去村里时有发生的偷盗、斗殴等不良风气，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了。
九
韩磊大专毕业，原来梦想当行政干部，结果毕业正赶上分配取消，就在城市里卖保险，卖轮胎。他的妈妈是郑冰的同学。有一次回乡被郑冰看上了，就反复动员韩磊的妈妈让他留下来。韩磊那会儿不愿意：“我学农学，不是为了回农村，又回来做农业的。”
当时，郑冰正在反思2007年的那次失败。“那时，我们整个团队都处于中老年的状态，能力、见识都不够。我就动员中老年骨干引导自己的子女回到社区来。”
几 经波折，2008年，包括韩磊在内的20多位返乡青年正式进入协会。韩磊作为带头大哥，在郑冰的支持下，还搞起了自己的青年有机农场。黄河滩地上，冬日的 鱼塘、菜地，看起来十分荒凉。韩磊却兴奋地东走走西看看，和同为返乡大学生的伙伴们商量明年的计划。空闲时，他们还会一起去爬山、捕鱼，宣泄那用不完的精 力。
现在，刚过30岁的韩磊，以及张景龙、王变娥等，都成为了“蒲韩乡村社区”的主 要骨干。郑冰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未来的接班人。同时，杨团掌舵的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也在培养接班人。这个平均只有20多岁的年轻团队中，已经有数人3 年来一直坚持从事乡村工作，时间最长的竟然已满7年。“我已经64岁了……但即使30年后，我们团队大多数人也比我现在年轻。只要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 下去，我看不到的，他们一定会看到。”
十
初 冬的阳光下，郑冰和协会十多个重要的干事，围坐在院子里。“你去过华西村吗？那里真的那么有钱？”一个村民问记者。“是的，那里的农民，早就已经过上了和 城市居民差不多的生活了。”“华西村再有钱，我们也不羡慕。他们发展的是工业，地理位置、软件、硬件都和我们有很大距离。学也学不来。不过我觉得，未来的 中国，还是要有农村存在的，不可能所有的农民都到厂里上班。关键，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郑冰插话。
郑冰的想法，正好符合杨团的想法。“城市化是大的趋势，但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杨 团认定，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而郑冰已经做出了榜样。“‘蒲韩乡村社区’既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 权利，还能对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落后局面做出看得见的贡献。这样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可以从根本上加强农村内生的解决问题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