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三个“重大”说明中国农业经过10余年的高速发展后，正在面临着新的发展瓶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找到并努力破除这个瓶颈，才能在新阶段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
我们必须读懂三个“重大”背后的东西。
第一，对农业的适度支持和保护是我国政府的长期发展战略。自2002年实施良种补贴并逐渐形成以四大补贴为核心的农业补贴体系以来，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逐渐增加，但效率较低。以四大补贴为例，2013年已达1700亿元，总量不小，但折合到18亿亩耕地上，每亩不足100元，每个农户不足1000元，对农民的激励作用很小。
第二，长期以来的托底收购政策导致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以上，中国农产品正在失去国际竞争力。
第三，过去我们常说，我们用世界上10%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但那时的城镇化水平低，总人口中能够满足自身农产品基本需求的农村人口比重大。200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1.8%，城镇人口只有54283万人；到了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4916万人。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2014年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仅就2014年数据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491元，比上年增长9.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968元，增长8.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383元，增长12.0%。正是城镇化和消费需求的双增长，使得尽管粮食（包括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十一连增”，农产品进口量还是连年递增，200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为46.4亿美元，2014年达到了505.8亿美元，增加了9.9倍。
综合地看，要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必须破除一系列障碍因素，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而造成的超小规模经营状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共有农业经营户1.98亿，其中纯农户1.67亿。按照18.2亿亩耕地计算，每个农业经营户只有9.2亩。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最大的国情，是造成三个“重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瓶颈，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破除，否则极有可能导致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日本、韩国那样的“小规模陷阱”。
答案在农民那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土地流转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截止到2014年6月底，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流转土地3.8亿亩，占全部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28.8%。土地流转推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根据农业部门的数据，目前我国共有土地经营面积2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87.7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个。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网站数据，截止到2015年2月底，农民专业合作社133.74万户，实有入社成员数9482万户。必须认识到，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长期内，我国仍会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中国农业经营的微观基础不会改变。
在这个基本判断下，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应该是：
第一，坚持稳定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保障农户对土地的合法产权。
第二，按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
第三，按照“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尤其是长期流转，在流转过程中“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第四，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农民合作社不仅能够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那些一家一户农民办不好、办不了、办了不合算的事情，还是连接小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桥梁，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居于核心地位。
第五，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