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国宏宾馆举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并进行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成果发布。（详见本期【本刊力作】）
围绕深化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自2012年至今走访了中国东、中、西地区20多个省市，调研各级部门和金融机构，并结合大量统计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是其中的阶段性成果。该报告执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在会上专题介绍了主要判断和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农业部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陈远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邵智宝、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初本德、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余姚合作银行名誉董事长沈红波、中国小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等人先后围绕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进行发言。
作为第二轮农信社改革的具体实施者，李伟指出，自从2003年以来，通过完善管理体制、产权体制，农信社进步显著，成为镇村基层不可或缺的支农主力。李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发生了阶段性转换。传统资源能源高消耗、依赖产能扩张和廉价竞争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约束，已难以为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发展提质增效进入关键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正发生变化，尤其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对象与传统的内涵已有历史性的拓展，这不仅要求金融机构满足家庭农场、专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的融资需求，提供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金融服务，而且要求为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有效的融通资金。从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来看，则要求金融机构的服务更加便利，并从传统存取汇兑向信贷、保险、投资、理财等多个领域拓展。
与此同时，李伟表示，金融环境的变化给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带来了新挑战。
一是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涉农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上升。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风控机制，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问题。
二是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改变了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结构，需要金融服务更好地与之匹配，要通过产品创新支持农业生产主体发展。
三是中小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的新形势下，资金成本上升。需要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提升效率，有效控制成本风险，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新金融的发展，一些新型金融服务方式正在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例如，P2P、众筹、网络银行等，正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迅速拓展业务渠道。需要农村金融机构改变传统经营模式，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以及自身的定价能力和风控水平。而与这种需求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除经营监管体制之外，突出矛盾就是金融人才不足的瓶颈。
李伟认为，新形势带来的新任务、新挑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通过改革创新促进农村金融大力发展。
2003年—2005年，李伟曾担任银监会副主席并分管第二轮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实施和全面推进，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转折阶段。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一名老兵，虽然岗位几经转换，但他坦言“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一直情有所系、心有所向”。
作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坚定推动者，吴晓灵在演讲中围绕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发展的信息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特点，强调要促进农村金融在三方面取得新发展：
一是通过拓展抵押物、发展信用互助组合，拓展增信方式，增强农业生产的融资可获得行，促使商业性金融与互助金融更好对接。
二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发放金融公司牌照，促进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发展。
三是通过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资金投入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府担保机构，同时要对政策性金融实行资本约束监管、分账核算，建立激励相融机制。
结合长期监管工作经验，姜洋从发展直接融资角度，介绍了资本市场在支持农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等独特作用，并介绍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包括：
一是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服务“三农”的力度。有效拓宽资本市场服务的领域和范围，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规范发展。
二是不断增加符合“三农”特色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期货经营机构为中小微农业企业提供合作套保、定价服务、仓单服务等综合性业务，支持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农业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发展。
三是促进农业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规范发展股权众筹融资业务、丰富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品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行优先股，有序引导各类资本流入优质农业项目。
四是提升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质量和水平。完善期货期权品种上市机制，做精做细已上市品种，拓宽服务覆盖面。做好农产品期货期权试点工作，形成与远期、期货等工具协调互补的农产品风险管理体系。探索期货市场与信贷市场、保险市场等有机衔接，推动形成金融服务“三农”大格局。
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介绍了过去七年通过实施“金惠工程”普及金融教育的做法和成效。其实践表明，普及金融教育有助于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使各项经济金融指标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商品交易所、余姚合作银行分别介绍了支农的特色做法。
中国邮储银行优先保障三农服务，设立专营机构三农金融部及服务机构贴近市场，配备3万名小额信贷员全面服务三农。针对“三农”需求推出专属产品。加强与外部合作，降低成本和风险。信息化技术在信贷业务流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下一步，将拓宽“三农”金融服务范围：一是围绕支持现代农业，2015年建设500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特色支行，拓展融资租赁等“非贷”业务。二是扩大业务范围，对优势行业进行批量开发，打造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涉农小微企业开发闭环作业模式，探索建立“统贷统还”、“先支后收”等服务模式。三是强化与地方政府、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的支农信贷业务合作，实现风险共担及多方共赢；引入“银村”合作，共建信用村体系。
大连商品交易所李正强理事长介绍了大连商品交易所通过农产品交易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支农的主要做法，以及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新探索，包括推进期货与中介服务、银行、保险业务整合，共同推进支农。
浙江余姚农村合作银行在支农支小方面有很多探索。余姚农村合作银行名誉董事长沈红波深耕农村金融市场30多年。面对新常态和新挑战，他提出了新的应对思路。主要包括：一是坚持错位竞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围绕支农支小配置资源，做专做精做细“三农”服务。二是利用自身优势和经验，加强与供销社、中小型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三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把农信社掌握的大量农户信用信息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相结合，提高风控能力；推进物理网点和在线服务优势互补。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杜晓山研究员曾担任该院农发所书记，长期致力于中国小额信贷的试点推广工作，他围绕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建议支持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发展，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发挥直接融资、互联网金融的支农作用，并建议构建科学的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专门讨论了农村金融创新问题。何广文结合对农村信贷问题的长期研究，建议完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体制，强化农信社市场主体地位，在税收等方面理顺金融支农支小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促进农村金融适度竞争。何广文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小微金融机构的服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并发展无物理网点的银行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马九杰教授围绕合作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近年来，国际上合作金融机构数量、社员人数、金融服务规模均呈较快增长趋势。合作金融设立、运营的关键是成员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纽带。合作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风险“免疫”能力、成本节约特性。合作金融必须限定在一定的小区域范围内，否则就不能发挥基于”共同纽带”的风险免疫和成本节约功能。合作金融适合解决弱小用途的资金需求，而且不限定在生产用途的资金用途上（如消费信贷）。规模大的生产性融资还要通过其他金融机构解决。
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周刊
主编/刘小萃 监制/李 博 本期编辑/新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