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的走向国际化，把人民币变成具有财富投资功能的货币，一定要开放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改革会带来政治影响吗？
政见：你曾在《金融的逻辑》中表示，美国社会的许多资产都能被纳入资本市场并进行流通，是美国迈向富庶的一大原因。你认为中国是否也会走这样的发展道路？
陈志武：每个社会都有资源，美国、中国、非洲、中亚……比如，哈萨克斯坦，有很多石油；中东，俄罗斯，有石油天然气；印尼，有矿藏资源如铁矿石。但是，有资源、资产并不意味着有资本——资本在这里的含义是流动产权。这些物理资产是死的，不能流动，不能再配置、投资，但是它们一旦资本化，变成流动资本，价值再创造的能力就根本改变了。
美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历史中，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不断地把各种土地资产、矿藏资产，甚至未来的收入流这种传统社会感觉只能想象不能变现的东西纳入资本流通，通过股权、债权，以及其他的产权方式使之可以交易流通，让金融市场发展了，原来不能流动的资源资产变活，让美国资本充裕，特别是给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美国还到处通过流通的产权进行布局，经济变得扎实。
实际上，中国经济比以前有活力，特别是像互联网产业，手机等新兴产业，包括出现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其实是证明了美国式的资本化道路，不仅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也行得通。资本化不断挖掘中国的创新活力和潜力，创造经济成就，就是因为学美国。
政见：你在许多作品中提到，资本市场不光只是经济层面的，它和政治也紧密联系。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否会给中国带来经济领域以外的更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多元？
陈志武：那肯定是的。比如说A股市场，我们现在看到了沪港通，这是迈向开放的第一步，但改革不会就停在这里。未来，深港通，甚至沪深跟更多资本市场联通都有可能出现。
这些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监管体系、法律甚至政治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最近中国的一些私募、公募基金，联合起来，集体打跌铜价，操作了很多铜期货，冲击了实体行业的企业，让全球金融市场很惊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中国可以有这么多私募，还可以让铜价在短短几天跌掉百分之三四十。
以我的了解，中国的私募基金通过私底下的联系，微信、聊天、吃饭、同城聚会等等方式交流是很平常的。不同基金和投资者进而“抱团”，一起进攻。但这在美国英国是不可以的，他们的监管很严格，跟他人讨论交易信息都要进行录音录像，以备监管部门随时调查：是否存在利用内幕和大规模集体行动来进攻其他的大宗商品或金融价格的行为。但是中国没什么监管，即使有，相关条规也没人执行。
全球铜价被极大地影响，但中国自己封闭，不受影响。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和监管都会带来很多影响。除非有人故意闭关锁国，但那样的话自己的发展、创富、创新也会受限制。现在世界还是主权国家为主，但未来全球资本市场是不是完全开放，和全球监管政治体制很有关系。
政见：中国牵头的金砖银行、亚投行的成立等许多证据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被政府提上议程。一个国家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比如保持贸易顺差，才能维持其货币的世界性货币地位。对此，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存在哪些障碍？
陈志武：太多因素可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比如政治的稳定、透明，如果还像现在中国不那么透明的话，并且政府权力不受到实质性民主制约的话，这样国家的货币不太容易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虽然现在人民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它的吸引力。
现在老说“新常态”，其实就是意指中国不可能一直发展这么快，会回调到正常速度。到那时，中国和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的兴趣可能也会下降。但是另一个方面，我理解，中国政府已经将此当做最高政治任务，各个部委还是会不断推动的，而这也会推动中国各种金融市场的开放。只是作为支付手段的国际性货币，倒未必要开放，但是真的走向国际化，把人民币变成具有财富投资功能的货币，一定要开放资本市场。
二、李嘉诚的早餐也只是喝稀饭吃小菜
政见：你曾撰文探讨过马克思·韦伯提出的追逐更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主义精神”。当前中国涌现出的“土豪”阶层是否也具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为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陈志武：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把财富价值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和所可能带来的消费潜力划等号。换句话说，不管你追求一个亿的财富，还是几百万的财富，之所以最后有价值，就是有相对应的消费潜力。但我在这篇论文想说的就是，这个观点是狭隘的。因为现实中，不管你是李嘉诚，还是李彦宏、马化腾，当你财富高到一定程度后，你追求的就不是财富所带来的消费了，而是还有社会影响力、社会地位。
我还有一篇文章讲到货币化对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也跟这篇论文有关系。因为如果人只是追求物理化的财富，房子、家具、衣服等等，那到最后很多有本事的人，去创业创新，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其实也还是很有限。
比如原来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大概十二、三年前，李嘉诚找到他，想了解一下他，请他吃早餐，项兵也很激动，想知道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有几百亿美元，到底每天吃什么，他觉得和普通人肯定不同。后来发现，李嘉诚也只是喝稀饭，吃的是很简单的小菜，就算早餐了。项兵很吃惊，没想到首富也如此。这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不通过货币化，把人的追求目标从物质财富最大化转变到金融财富的最大化，就很难理解这些首富们工作这么勤奋。
其实这篇论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想理解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化对人财富追求的激励似乎是无限的，有一个亿还想几百个亿、一万个亿。如果不是货币化来转化物质财富，那人奋斗的追求可能到一定程度就“刹”住了。正因为此，资本市场出现就是让人有更多空间去买卖股票、交易，去投资甚至炒作。尽管这些个人或者机构看起来只是在投机，动机不在于帮助社会发展，但其实他们的投资、投机帮助从事创业、实业的人分摊了风险，提供了资金，间接帮助了社会发展。
三、中国期权市场的定价走上正轨还需要时间
政见：众所周知，从2014年10月份开始，中国沪深股市出现了一波牛市行情。有人认为这根本上是楼市和信贷市场的资本流入股市所致，对此你作何评价？
陈志武：楼市去年明显出现拐点，因为限购限贷等抑制泡沫的政策打压。并且，有一点很明显，在中国大城市，自有房的比率在87%左右，世界上没那个发达国家的自有房比例有这么高，这说明中国的很多有效购买力基本耗尽。而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经过四年快速发展，规模很大，带来风险也大，金融监管也越来越紧，老百姓的财富不知道往哪里放。在这样背景下，股市变成很重要的处理财富的地方。加上11月央行降息，最终触发牛市。
政见：除了牛市，中国资本市场近期还有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将上市注册制提上议程，这一改革会不会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更迅速、健康？
陈志武：实际上，2015年要真的快速进行注册制改革，从股票市场走势来讲就有下跌压力。我当然反对审批制度，通过审批决定谁可以上市，这不合理。但是现状就是审批制。注册制快速上马，估计上千家公司会同时挤到市场争着上市。此时，资本却不足以应付，股价会下降。
政见：2015年2月9日，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进入期权时代，不过ETF50遭遇低开，同时外界批评此次期权开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你认为未来中国市场的期权是否可以成为行之有效对冲、避嫌工具？
陈志武：这个需要学习、适应的过程。要实现期权的配置风险的功能，还有路要走。不管怎样，开启走这个路比不开好。任何一个市场，投资者先吃了亏，散户、市场才能掌握不同金融工具的特点。
政见：期权市场的多空博弈情况能更好地预测第二日的市场走势，而在公司收购交易中的期权市场交易相比于证券市场所传递的预测信息更加丰富，这都是你过去重要的研究结论。不过似乎现实也存在反例：去年四月，优酷土豆股价暴跌，和之前期权市场的预测信息相反，和理论有出入，对此你如何解释？
陈志武：这个不太奇怪，我们讲的是一般性的原理，但是具体在个案上，通过期权价格和交易对公司价格走向的预测，有的时候是不准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内幕人，信息有限，他们只能根据掌握的信息来判断，毕竟不是内幕高官，相比于局内人，他们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完整。所以，个案层面，肯定有这样情况，走势和预测完全相反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公司情况放在一起，平均总体来讲，是否预测就是无效的呢？应该说，是有效的。
政见：你在关于期权定价模型的研究中表示，主流的Black-Scholes Model、Binomial Model和Monte Carlo Simulation三个模型都有可能因为外部的市场和政府的因素而预测不准。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进入期权时代，此时的市场反应和走势是不是应该由其符合这一研究成果呢？
陈志武：美国自从70年代中期就发展、普及期权，不仅是期权，还有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等等，涌现出很多金融工具。但是中国在这些方面才刚刚起步，我判断中国期权市场的定价要走上正轨还需要一定时间。比如两融，期货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有很长的摸索过程。
当然，今天已经好得多了，前几年没多少私募基金，也没那么多钱、人力、知识。原来推出期货时经历很曲折，但现在不同了，进步很大。简单的说虽然还需要时间，但是现在做尝试的条件比以前好得多。
政见：当前，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构有没有进行有效的介入呢？
陈志武：这个路还很漫长，他们做的不多。他们有规则，但规则是纸面的，没人执行。这一点香港也是：私募经济共享信息，而香港的监管不如美国严格，这些情况就会发生。
四、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历史”探索
政见：在国内经济、金融学术界，是否存在你认为拥有研究潜力和发展空间的领域和方向？
陈志武：就我熟悉的来讲，经过20年，经济学、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在所有社会科学中跟国际接轨程度最好。不管方法还是框架，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大多数同仁已经很明确，都在这样走，至少评估标准已经跟国际一样。从这一点讲，我觉得前景很好。
过去两年，包括以后，我会要推动的一个领域就是量化历史。可能很多历史学界的人还没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意义。因为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通过读史料，来感悟道理，或者建立假说，然后整理写作成书，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个实际的问题，历史研究以往会提出很多猜想、假说，来解释现象背后规律。但是以前没有框架和方法来排除假说，没有统计和计量的系统检验方法，或者有而没人应用。
过去的历史研究是过于定性的，不存在很严谨的科学假设、证明，证伪的套路方法。随着统计和计量经济等发展，现在大家都熟悉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即第一步了解资料，提出假设，然后有了假设在去整理更大范围素材；第三步根据大的样本，根据严谨的统计方法进行证明，如果不符合假说的话，就可以否定掉，最后再看看方法上有没有偏差，进行统计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检验；到最后，如果检验成立，说明你对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就有更有把握了。
史学界现在也有危机感，因为原来历史资料不多，既然这样，仔细阅读就可以，难度不高。但是现状史料多了，通过电子化数据化，比如家谱、地方志这类历史资料太多了，比如《刑科题本》涵盖清朝两百年，将近一千万页的素材，所以学者们发现不能靠读了，因为一辈子都读不完。现在推动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让我们通过量化来对付大历史、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否则，传统史学会出现危机。
具体有个例子，过去大学老师教文学史、小说史，教得再好，一个学期十几个星期里面最多能挑选一个时代的小说作为典型，也就几本。但是如果通过统计，各个年代的特点都可以总结。两三本又怎么代表一个时代呢？我认为，包括文学史教学都应该引用量化，把我们浩瀚的文学大海的趋势和规律找出来，让学生更快地把一个时代的特征找出来。
政见：在不少学科领域，有一种声音认为，定量研究有内生的局限，而定性分析有其独特价值。那么你认为定性分析的角色是怎样的呢？
陈志武：定量和定性是相互补充，不是取代的关系，量化历史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把定性完全替代，它可以做的是把原来的缺陷弥补。量化历史研究方法不可能回答历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同样的，定性也不可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完全排斥其中任何一个。
当然，我认为，政治学、社会学运用的数学或统计工具很简单，从这点来说，政治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甚至远远不如经济学。其次，经济学给社会提供了建议、预测，但是很多人文学科嘲笑金融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老是说市场，影响现实。事实上，政治学对现实体制建议太少，应该向经济金融学学习，历史研究则更应该。比如政治学、社会学中，不同的课程和方向缺乏共同性的分析框架，学完后没有踏实感，没有统一的、一致的、逻辑自洽的框架，而经济学有。或许这是一些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性使然吧。
当然，经济学也不是完美的，它还在发展。经济学存在很多错误预测，因为学科还在进步之中。总之，可能两类学科结合起来会更好。
政见：对于量化历史研究，你有什么进一步打算呢？是否有考虑将其建制化，设立具体学科系所？
陈志武：我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包括师资、奖学金、奖教金、最佳论文这些资助都在安排。每年培训班会办下去，资金的问题我已经解决。还有相关学报、学术会议，都在准备中，进行得很顺利。
政见：谢谢你接受访谈。最后，你能不能给政见的读者推荐一本中国经济方面的好书？
陈志武：倒不一定关于中国经济，但我认为《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本书值得读，它历史性地总结了人类过去八百年内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