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1956年9月14日之前的14封和1963年1月8日以后的17封信全部是假信以外，在陈明远公布的其他37封信中，假信同样大量存在。王戎笙在书中把陈明远发表的假信同原始信件相校，发现这些信中拆分拼改、移花接木、随意增删，比比皆是，更多的是无中生有通篇伪造的假信。从这些假信中可以明显看出，陈明远下这么大精力造假信，努力要表达的是：
1、编造他与郭沫若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编织他们频频一起谈心论诗的假象，用来印证各种所谓“忘年交”的故事。他甚至编造他与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世英、郭民英是“推心置腹”、“探讨文艺与哲理问题”，准备一起出版书信集《新三叶集》的“好朋友”。他编造了一封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的假信，说：
明远同志：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意见，我已经和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作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封信，加以劝告。[1]
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假信。据郭沫若的子女介绍，世英和民英根本没和这个“海英”（陈明远改用的名字）有过往来，从没和他通过信。在世英、民英留下的文字中从没提到过他，哪来什么一起编辑出版《新三叶集》的事？世英和民英朴实聪慧，在文革年代不幸英年早逝。陈明远在郭沫若父子三人都已离世之后编出这样的故事和假信来，实在令人不齿。
2、塑造陈明远是神童、是天才诗人的神话。陈明远的假信有选择性地删去郭沫若原信中那些看起来对他不太有利的内容。如1961年6月23日郭沫若在信中指出：“旧诗要讲平仄，你的诗每每不合”，不仅这句话不见了，整个这封信也不见了。陈明远曾请郭沫若帮他从上海科技大学转到地处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进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沫若1962年10月19日回复陈明远：“你的转学事，我在京替你活动过，但无济于事。毕业后，可由研究所指名挑选，未毕业前高年级生是不能转学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管学生转学或研究等事。”[2] 陈明远觉得这件事最好“不为人知”，就把这些话统统抹去了。与此同时，假信中却冒出许多郭沫若赞扬陈明远的话来，试举几例吧：
“你从日记本子里抄来的诗，我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我要说我生平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纯净的天真烂漫的情怀……我体味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
“读你的诗，在我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
“你的许多诗写的非常天真可爱，我很喜欢。你才十四岁，就能写出这样的好诗，那是四十岁的成年人做不出来的。”
“你寄来的二十几首新诗我一直带在身边。就到外地途中，也经常取出来欣赏。”
“我特别爱读你寄来的诗稿，但是我自己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诗稿来给你读。”
“我确实感到了惊喜，因为您写的比我的诗更好。”
“您的目光真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了一样，令我惊讶。”
“你文章中有许多精辟之处，说实在话我是闻所未闻的。”
“就是关于诗，你将来的成绩会远远超过我！”
“您这五首诗都超出了我那《百花齐放》101首之上，您的才思果真不同凡响。”
“我敢预言，明远他们必将开一代诗风。到他们放声歌唱的时候，将使我们老一辈人的旧作全都黯然失色。”
这些所谓郭沫若的话全是陈明远杜撰的。这些假借名人之口对自己无节制的赞美，传递出一个造假者难以遏制的出名欲望，无怪乎陈明远迄今称自己是“享有最大读者群的国际诗人”。想出名本无可厚非，但只有通过诚实劳动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才会得到喝彩和尊重。
更荒唐的莫过于陈明远借着造假信，编造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郭沫若议论时政、针砭时弊。陈明远假造了一封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的信，说：
海英：
我刚从南方返京。
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
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
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3]
这可编的太离谱了。要知道，陈明远在给郭沫若信中曾经写过不少争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豪言壮语。他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的“讲用报告”上过中科院的院报，占了整整两个版面。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关村校区作过讲用报告，说自己因为读郭沫若的书太多而中毒太深。随后1966年6月8日，陈明远又在中关村带头贴出矛头指向郭沫若院长的大字报。很难想象，在那个阶级斗争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有谁会向这样一个红彤彤的革命接班人打开“通往内心世界的窗口”，散布“反动言论”。凡是对那个年代有些了解的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些内容的信统通是陈明远在文革结束后与时俱进地编造出来的。陈明远写过，他在文革中曾被扣上“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罪名而受到迫害，成为“轰动全国”大冤案的受害者。他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被江青指使下的专案组收走了。不难想象，专案组自然要睁大眼睛不放过一丝罪证的。如果真有这些内容的信，陈明远岂能只是一个“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罪名？郭沫若自然更不会被放过，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假信编造之荒谬可见一斑。如此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假信能够叫人相信吗？当然，也有人虽无根据，却依然愿意认为这种信是真的，那如果不是天真过分，大概是出于写文章的需要了。
3、虚构种种“忘年交”的故事。
如前所述，陈明远掩盖他和郭沫若开始通信的真实时间，把它从1956年提前到1953年，此后便放开手脚地编造“忘年交”的种种故事。然而由于凭空编造，“缺乏生活”，这些场景就必定穿帮。现举两例：
陈明远以路丁的笔名写过一本《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书中“描述”了1955年他去上海码头迎接郭沫若访日归国的情景：
郭沫若访问日本回国，乘轮船抵达上海，那时陈明远还是一个系着红领巾的中学生，跟着长辈们一同去欢迎郭沫若。第二天郭沫若特地去参观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在路边树荫下流连忘返，不胜感慨地回忆说，……鲁迅和他都住在这一带地方……这时，少年陈明远在他身边脱口而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郭沫若就这样收了一个学诗的小弟子。过两天，他便离开上海回北京去了。临行前他拉着明远的手恋恋不舍地说：“千万可别忘了给我写信啊！写了新诗出来，一定要寄给我看看啊！”[4]
故事生动倒是生动，可惜纯系子虚乌有。我们来听听郭沫若纪念馆原副馆长雷仲平是怎么说的：“我为了慎重起见，曾向当时陪同郭老出访日本，沿途一直在郭老身边的同志做了调查。他一听说《轰动》书中的这一段，立即脱口而出：‘这是在写剧本，根本没这回事。’”这位当时一直和郭老在一起的同志就是刘德有，后来的文化部的副部长。他说，郭老一行访日乘苏联轮船回国时，“由于特殊原因，经中央批示改驶上海，因此，在上海码头迎接郭老等科学家的，只有陈毅等几位领导同志，根本没有什么红领巾在场，更没有‘郭沫若在路边树荫下留连忘返’等情节。”刘德有还说，当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要听郭沫若一行的访日汇报，所以郭沫若是去了杭州，然后从杭州乘飞机直飞北京的。“因此，也根本不存在‘过两天，他便离开上海，回北京去了。临行前拉着明远的手恋恋不舍地说……’”[5]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几十年后，陈明远出于编造假信和“忘年交”的需要，借助一些公开消息的报道，了解到郭沫若在上海的大致活动，就设计了一套场景和对话，把自己也编了进去。然而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闹笑话就在所难免了。谎言被揭穿后，陈明远故伎重演，用新谎言来以新补旧。在后来丁东编辑的《反思郭沫若》里，他把“跟着长辈们一同去欢迎郭沫若”中的“长辈们”悄悄换成了白杨，似乎添了个“证人”。但是窟窿还是没堵上，当年去码头迎接郭沫若一行的只有少数几位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并没有白杨。当然陈明远的这个改动又是在白杨离世以后。（未完）
[1]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14页。
[2] 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71页。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44页。
[4] 路丁《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
[5] 雷仲平《陈明远篡改郭老书信的一个例证》，收《知识冲突——九十年代文化界十五大案采访录》，辽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8-99页。
